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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述曾
 

去年清明节，我带儿子回武汉省亲，经过武昌区车水马龙、熙来攘往的光谷广场。

这座广场取名“光谷”，不仅是因为它周围建有包括光纤电缆等许多高科企业，更因其间还有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一批著名学府和科研院所。而在这座现代气息的弧型广场上，最令人瞩目的还是正中央的“湖北科技名人雕塑园”。

雕塑园中，共竖有包括李四光在内的十多座湖北籍的科学家及科技专家一比一的铜像。其中，紧挨李四光的一座就是我的大姥姥陶述曾。

 

作者与陶述曾雕像合影
 

儿子看了看座像下的铭文，问：“陶述曾是咱们家的什么人?他做过什么事啊?”

怎么说呢?从前，我只知道他是母亲的叔祖父，他在弟兄中排老大。因为叫外曾祖父太拗口，母亲就要我叫他 “大姥姥”。大姥姥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是个个子高大、满头银丝、戴一副黑边眼镜、杵一根拐杖、笑咪咪的老头儿。直到1995年，我加入珠海民革填表时，才对他的经历有了个大体了解。这次，为写此文，我又进一步阅读了他的传记，翻查了一些有关他的资料，听长辈讲述了他的事迹，方对他有了较深的认识。

少年立志 科技报国

陶述曾，字翼圣，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正月25日(公历3月9日)，出生在湖北新洲一个叫陶胜六的湾子里。湾子叫“陶胜六”，陶家亦可想而知是这里的望族了。陶述曾的父亲即我母亲的曾祖父叫陶月波，年轻时考取了光绪末年的经济特科一等，担任过八旗子弟的教习，做过河南汝南道尹、湖南夏邑等地方官吏。陶述曾四岁即上蒙学，稍大即随父到河南开封等地上私塾。九岁那年，因个子较高，竟冒充12岁，考上了开封旅汴中学，一直读到中学毕业。

1911年10月，武昌首义成功，16岁的陶述曾怀着一腔热血，回到家乡湖北，投身武昌革命军政府将校补充团，接受苛严的军事训练。不久，他就考上了武昌军官学校工兵科学习。其间，一位讲授地形学的教官在课堂上侃侃而谈，他说：“尔辈将来都要做个为生民立命、为万世立功的禹稷，此才能算真正的英雄好汉。”没料，老师的这句话，竟深深烙在了少年陶述曾的心里。因为家乡陶胜六，不仅靠近长江，而且，家门口还有一条倒水河，因地势低洼，一到梅雨季节，常闹水灾，乡亲苦不堪言。所以，从那时起，他就想做个夏禹和后稷那样的人。

1913年，陶述曾因病从军校退学。经过治疗和休养后，1915年，20岁的陶述曾与胞弟陶希圣来到北京，同时考取了北京大学预科。决心以科技报国的陶述曾读的是工科，弟弟陶希圣则学文科。又过两年，工科类的的学生调整到了天津北洋大学，陶述曾就这样成了北洋大学土木系的学生。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陶述曾成了该校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1920年春，陶述曾等180余人受到开除学籍的处分。所幸，北大校长蔡元培顶住压力，接纳了这批学生。陶述曾就这样又回到了北大，直至1921年毕业。

初入职场 起步艰难

陶述曾所学的土木工程专业，是他自己选定的。所以，整个学习期间，特别用功，成绩优异。他的童年和少年多是在黄河边上的开封一带渡过，因而想学以致用，先从治理黄河水患做起。为此，他大学毕业后，即到河南，在水利工程测绘养成所做教习,之后，被当地官府聘为“华洋堤”督工专员。初入职场的陶述曾跃跃欲试地上任后，才发觉这一官僚技术衙门已腐败不堪，每日点卯，却无事可做。不久，他就辞去了这一只拿薪俸，却不做事的单位。

1924年，陶述曾回到武汉，来到叔父陶公迪做总经理的大冶富源煤矿。叔父派他去江北蕲春的寅山煤矿任经理及工程师。陶述曾学的土木工程，架桥也好，修路、筑堤或造屋也罢，都是在地面上进行，而挖煤却是于地层深处进行的工程，施工技术自不一样。况且，他还顶着“经理”的帽子。所以他不仅要负责施工，还要对整个矿山进行有效管理。寅山煤矿不大，是一尚未开挖的新矿，对他这个新人来说，事无巨细，一切都要从头做起。

此后的整整一年，陶述曾从始至终，未敢怠慢。他与矿里的管理及技术人员，乃至一般工人，同吃同住，拿一样的薪水，经过摸索苦干，终于从地层深处挖出了黑亮亮的煤!这一年，陶述曾正好年届三十。

矿上的这段经历，使陶述曾受益匪浅，对他日后的事业，影响至深。但天有不测风云，1926年冬，大革命的火焰燃烧到了武汉。北伐革命军从南而北，直逼武昌。安徽军阀陈调元领兵溯江西上驰援，两军于蕲春不期遭遇。一场激战过后，寅山煤矿顿成一片废墟。事后，作为总经理的叔父，虽对侄儿的能力十分认可，但陶述曾则去意已决，仍想干回自己的本行。

1927年春，国民革命政府交通部招考工程技术人员，测量和修建“韶赣”国道。在荒山野岭中勘测和修路，自很辛苦，可这正是陶述曾选定的事业。他欣然前往应试，成绩优秀，受聘为“技佐”。是年春节一过，他就去单位报到，接受了从南康到南雄一段国道的测量和施工任务。

二年后，韶赣公路正在进行最后的收尾工作，陶述曾即被调到粤汉铁路星韶段，从事测量。1930年春，他被任命为韶关一一坪石铁路总段第二分段长，负责测量和施工。这是粤汉线上极为艰难的一段里程，所经之处，山峦起伏，丛林密布，涧水溶洞横呈，地质情况十分复杂。铁道线上，有的地方要架铁桥，有的要打隧道，而有的则须削去半边山崖……艰险复杂的工作，却给35岁的陶述曾一次难得的磨砺机会。

他在公路和铁路工地，一干就是整整五年。直到1933年底，他负责的路段完工，才应北洋大学同学之邀，受聘到河南大学土木系任教授，后来又继任了该系的系主任。此刻的陶述曾，既有理论，又有铁路、工路建设的实践经验。因此，他在教学中，左右逢源，如鱼得水，他的教学也自然受到了学生的欢迎。

教学期间，每当一年一度的汛期来到，陶述曾还要应邀协助河南河务总局防汛。1934年夏的一个夜晚，陶述曾接到黄河决口的报告，立即赶往现场。他发现决口处在河北的贯台，而这一决口，却是被河南境内的一股串沟水冲开的。溃口的长度约为200米，水深约30厘米。陶述曾将此情形成文上报，并附言说，如果马上组织人力物力抢险，两天即可将决口堵住，耗资约为9000元(大洋)。

这份报告送到河南省长兼督军刘峙手中，他认为决口的地点既在河北，就应由河北去做处置。事情拖到决口三天后，河北河务局耗资两万，人力数千，却没能将扩大的决口堵住。，黄河水利委员会投入20万元，仍无力回天，只好任洪水肆虐，使庶民遭殃!造成此灾难的责任不在陶述曾，却使他留下深深的遗憾!

国难当头 抗战为大

对于正处不惑之龄的陶述曾来说，他的个人事业却是一帆风顺，节节攀升。此时，他已不需四处求职，而是邀他做事的人越来越多。

1937年3月下旬，他刚刚忙完汉江钟祥遥堤的水利收尾工程，就收到远在海南的老同学张海平打来的电报，邀他去海南参加琼崖铁路的建设。

那时，中国广大地区都还没有通铁路，区区一个小岛，就急着修铁路，是否太过奢侈?实则不然。当时，东北三省已经沦陷，日本帝国主义正欲南侵，妄图鲸吞全国。而海南岛上，不仅盛产橡胶，还蕴藏着高品位的铁矿石，这些都是国内稀缺的战略物资。修铁路就是要把铁矿和橡胶运到海港装船，再运往内地工厂。这个张海平大学毕业后，就是在东北修铁路的，东三省沦陷，他才来到海南。陶述曾接报，二话没说，就地招了几个遥堤工程上的测工、几个练习生和水专毕业的学生，4月初，就一路风尘赶到了海南岛。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正在修建中的琼崖铁路不得不停工。因为橡胶变成轮胎、铁矿石变成钢铁和枪炮，尚须一个过程，而激战中的官兵已等待不及。

是年9月，海南的一干人马，尽数辗转来到广西和越南。国民政府要求抢修一条通往越南海防港的湘桂铁路，以便把从国外购置和外国援助的战略物资，运送到前线去。陶述曾曾说，这是他人生中最艰苦的一段日子。他们在亚热带的林莽中搞测量，饥一顿饱一顿不说，还要忍受蚊虫和山蚂蟥的叮咬，生病了，也只能咬咬牙，根本没有休息。不过，大家都无怨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呀!

1938年夏，正在湘桂线上组织施工的陶述曾，突然接到委任他为总段长、副处长的命令，并要求他取道越南，去云南修建滇缅铁路。这条铁路一直要通到缅甸的仰光，以便把那里的战略物资和粮食等分别运送到陪都重庆和前线。

直到1943年，滇缅铁路进展都非常顺利。但因战局变化，陶述曾又被任命为中印公路工程处副处长和总队长，率领2600名员工，去抢修中印公路。仅仅5个月，公路通车时，竟有1100名员工因过度劳累和患“瘴气病”，死在了公路线上，真如战场一样的惨烈呵!

八年抗战，无论是在最边远的地方修铁路或是修公路，搭建班子、勘测线路的最艰难阶段，总能见到陶述曾的身影。而工程步入正轨进入平稳的施工期，他往往就被抽调到另一新的工程上去了。比如，他在修建滇缅铁路的时候，1942年8月，就被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任命为工程委员会的总工程师，羊先街飞机场委员会委员，去为陈纳德航空队抢修机场。后来，更让他兼任了昆明飞机场工程处处长一职，为扩建昆明巫家坝机场出谋划策。

中印公路通车后，陶述曾的主要工作就转移到了修建机场上。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发给他一张“特别通行证”，可以在任何时候免费搭乘所有军事或民用飞机。此看似十分潇洒，其实苦不堪言。他往往是每到一个待建机场，就马上率人进行测量，了解当地的水文、地质等情况，夜里就在工棚组织工程技术人员绘制施工图纸，常至通宵达旦。到白天又顶着日头或冒雨继续测量，弄得昏头转向。这个机场有眉目了，他又立刻启程，辗转到下一个机场。那时，修建机场，连最起码的推土机、压路机都没有，全靠人力。就说修跑道吧，都是靠人拉石滚把跑道压平夯实的。一只石滚差不多有两层楼那么高，要动用好几百人，甚至上千人，才能将它拉动。民工们有节奏地一声声呐喊，真是同仇敌忾、地动山摇!看到那种气势，啥疲劳都烟消云散了。

万没料到的是，文革中，竟把修建机场的事，当作一条罪状，要求陶述曾将这段历史交代清楚。此时，他才通过回忆，算出自己从1942年到1945年9月抗日战争结束，他前后为陈纳德第14航空队扩建、修复和新建简易机场48座，这些机场散落于云、贵、川、桂、鄂、陕、赣等不同地区。笔者的父亲曾疑惑地问过大姥姥：“陈纳德的志愿航空队不是帮助运输抗日物资和直接上前线打击日寇的吗?你何罪之有呢?”大姥姥笑着坦然地说：“抗战胜利后，谁知国民党又利用这些机场调动军队、运送枪炮，并用飞机向解放军投掷炸弹，当然就成我的罪过了。不过，谁料得到以后发生的事呢。”

为民造福 静待解放

抗战胜利了。可是，还留下一个因这场战争带来的急待解决的大问题。

1938年5月，侵华日军攻陷徐州，沿陇海线西犯，郑州告急，武汉亦危如累卵!为阻止日军西进和南下，蒋介石于6月9日，采取以水代兵的方法，下令扒开了离郑州北郊仅17公里的南岸渡口一一花园口，造成人为的黄河决堤改道，洪水肆虐之处，即称 “黄泛区”。后据河南档案馆极不完全的统计显示，此次溃口，共造成豫、皖、苏3省44县30多万平方公里遭受严重水患，淹死89万人，4000多个村庄处于洪水之中，400万人口流离失所。自此，黄河改道流入黄海和东海，原黄河下游的故道断流，肆虐的黄河水，年复一年四处横流，使黄泛区有增无减。

于是， 共产党以周恩来为代表，国民党以张治中为代表，还拉来一个马歇尔作中间调停人。经过数次谈判，由国民政府出资、牵头，成立了一个黄河花园口堵口复堤工程局，请陶述曾出任该工程的总工程师。花园口堵口复堤为什么要经国共双方谈判，还要拉一个美国人作中间调停人呢?这是因为抗日战争一结束，国、共两党矛盾即骤然加剧。当时，长约1000公里的黄泛区，只有齐河到济南的六、七十公里地段属国统区，其余大片地区已成为解放区，如果稍不留神，就可能发生交火。

其实，抗战一胜利，摆在大佬佬面前有三个工作选择：一是东北行政长官邀他出任工务局长;二是湖北大冶源华煤矿公司总经理;三是黄河花园堵口工程。大佬佬即对官场无兴趣，也无商业经营经验，因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待遇差、环境苦的堵口工程总工程师职务，仍然是“为民生立命”的信念支撑着他。

陶述曾以总工程师走马上任伊始，却发现工程局内，还有一位叫塔德的美国工程师的技术顾问。也不能说这位顾问不行，但他确实不了解黄河的脾性。直到他实施的堵口方案以失败告终、工程总局局长也因此引咎辞职后，陶述曾才真正担起了总工的职责。

陶述曾大学毕业就到河南，怀揣的就是治理黄河的志向。后来，他担任了河南大学土木系教授，每到汛期还要协助河务总局防汛。所以，他自是成竹在胸，创造性地使用了“双仔戗”的立堵方法，一次堵口成功。与此同时，原黄河故道因多年断流，不少农民已把家安在了河床上，并种起地来。而且，故道上的河堤已是百孔千疮，抗日战争中，有的堤段还挖成了战壕。如果不修复下游的堤防和组织河床中的农民搬迁，一旦通水不是又要造成新的惨案吗?作为总工程师的陶述曾，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陶述曾做事也和过去一样，大事小事，事必亲躬。他从来不在意是在解放区，还是身处国统区，在他看来，去的都是工地。一次，在去工地的路上，竟遇一伙打劫的土匪!当土匪知道他的身份后，并没打劫他。事后，有人说他命大，也有人说是他做的事“为民生立命”的好事，连土匪都不忍伤害他。

1947年3月15日，在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中，花园口复堤堵口工程圆满竣工，放荡不羁的黄河水经历了八年零九个月的泛滥后，乖乖地复归故道，流入大海，黄泛区的千万百姓，重返家园。

花园口堵口复堤工程竣工不久，大佬佬即受北大校友傅斯年的举荐，担任了国民政府交通部广州港工程局局长，他的唯一使命，就是修建一座能停泊大型船只的港口。

陶述曾在南京组建了一个技术班子，于1947年10月，率员来到广州。广州港是孙中山早在《建国方略》中，就提到要建的一个大港。其时，解放战争已在北方打得如火如荼，而南方的广州却很平静。陶述曾抱着要做一个现代化大港的想法，来到珠江之滨一看，心即凉了半截!抗战胜利后，港区码头竟被各种人和各派势力瓜分：有的散乱的码头成了私产;尤其是白鹅潭一带的深水区，为军方接管;而有一段则归属财政部;还有的为外国人所控制。要想把这所有地段都收归一家，重新规划建成一座大港，几无可能。

过了一天，心绪不佳的陶述曾租了一条小艇，沿珠江来到天高水阔的出海口，当他们一行登上含在出海口处的黄埔岛时，忽觉眼前一亮!这个岛屿，说小不小，说大不大，而著名的黄埔军校就建在这里。此一处所，远离城市的喧嚣，真是个磨砺军人的好地方。不过，它在陶述曾的眼中，却是个浑然天成的良港!黄埔四周，水域辽阔，左右两端，毗邻香港和广州两座大城市，可在两城近旁，各分置数座商用码头;而东面的大鹏湾一带，是出入珠江的门户，可单独建一军港。但令陶述曾惊诧的是，岛上原有的码头，已残破不堪，并冷冷清清没有船只停靠。一打听，这座破败的港口为珠江水利工程局所有，接管过来问题不会太大。冷清的原因则是，日本人败走时，在码头四周水域扔下不少枪枝弹药，使船舶不敢停靠;再就是这一带土匪猖獗，商家不敢在此卸货。而这，对陶述曾来说，也自然不是问题。他于是雄心勃勃地向上写了报告，并如愿以偿地将黄埔港接收过来。

不久，交通部拨来一艘日本造的“宝田冲号”挖泥船。在挖泥船开始清污作业的同时，陶述曾和他的一班人马，亦紧锣密鼓地分成若干小组，分别对陆上和水上进行勘测。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很快就拿出了一个十分具体的既有外港又有内港，既有军用港口又有商用码头的《广州港计划书》，并且，还做了一个直观漂亮的模型。计划书和模型送到南京，时任交通部长的俞大维看后，给予了嘉奖。

转眼，即到1948年年底，解放战争的形势急转直下，东北的国民党数十万军队，一败涂地!中国人民解放军如水银泻地，将北京、天津层层包围，中原的国民党百万大军已作困兽犹斗状，南京的国民党大佬们，也如一片惊弓之鸟。

陶述曾当然也不是个只会埋头琢磨工程的书呆子。当与他同时考入北大的胞弟陶希圣前来劝他同去台湾时，他选择了留下来，迎接解放。

老骥伏枥 壮心不已

1949年元月，中原的准海战役尘埃落定。在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之际，陶述曾回到了武昌长湖南村二号的家里。

这是一幢十分朴实、外观与其它民居几无差别的住宅，也是大佬佬“为民生立命”奔波20多年挣下的唯一房产。房子内设西式客厅、餐室、主人卧室和数间客房;房前屋后是花园，因主人一直奔波在外，花园里并未植一花一草;屋子四周有院墙与小巷外的房舍相隔;那条窄巷之外则是名头很响的武昌首义路。

陶述曾到家仅几天，一个夜晚，家里来了两位稀客。一位是陶述曾认识的樊少卿，另一位是个陌生人。不过，陶述曾不认识他，他却认识陶述曾。此人叫张春阳，曾是花园口堵口复堤工程上的民工。他此刻的公开身份是栖凤煤矿驻汉办事处的采购专员，其实是个中共中原局城工部的干部。

对这两位客人，陶述曾并不觉奇怪。早在花园口的治黄委员会中，就有中共代表。陶述曾自那时起，就常与其打交道。一阵寒暄后，对方得知陶述曾对国民政府已深感失望，他回武汉的目的，就是静待解放。所以，对方即开门见山，说明了来意。陶述曾亦在当夜欣然接受了中共地下党交给他的任务，联系他的同学、故旧，保护好矿山、工厂等。

之后，陶述曾即频繁奔走于武汉与黄石市之间。那里的源华煤矿为他叔父陶公迪创办，认识的人多。当地的钢铁厂、华新水泥厂和发电厂，也有他相识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经理等。话一出口，基本上都是一拍即合。因为矿山也好，工厂也好，都维系着他们的生存呵!所以，他们中的大多数不仅同意留下，还主动与单位中的地下党靠拢，组织起了护厂队，反对搬迁，反对破坏和转移设备。

是年二月，陶述曾征得地下组织的同意，当了湖北省建设厅厅长。他利用这一合法身份，更加得心应手地投入到保卫大武汉的行列中。他以厅长名义，拟定了“要有计划、有步骡做好搬迁、严防中饱私囊”的规定，所有转移的物资和设备，都要凭厅长签发的手令，方能打包。以此，拖延和打乱了搬迁布署，把原本隐蔽的地下斗争合法化了。

国民党省政府主席朱鼎卿下达征调船只搬迁机器物资的命令时，陶述曾则密令有关职工把“武昌号”等船只开到汉水等河道、湖汊中躲藏起来。其时，武汉市内人心惶惶，货币贬值，物价飞涨，职工每人每月只能领到4斗糙米维持生活，到后来连4斗米都没有了。而其辖下的内河航运工人就更为困窘。为了稳定职工情绪，陶述曾据理力争，向省政府借了1.5万元，又从源华煤矿拨来1000吨煤，分发职工，缓解困难。幸好，挨到1949年5月16日，武汉就解放了!

武汉一解放，最先向陶述曾招手的是武汉大学。他欣然出任了该校土建系的教授，而且对这一工作十分满意。其时，他已五十四岁，长年在野外从事工程建设，已感体力不支。陶述曾多年处在工程建设的第一线，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还获取了许多新方法、新知识。他四岁发蒙，熟读经史子集，学养深厚。所以，他上任伊始，即摒弃了以往多年一成不变的欧美教材，自己边写教案边授课，加上幽默的语言，极受学生欢迎。

不料，未满一年，1950年6月6日，湖北省人民政府组建了省防汛指挥部，由省政府主席李先念任总指挥，陶述曾和时任农业厅厅长的徐觉非任副总指挥长。是年的防汛工作一结束，陶述曾即被任命为省交通厅厅长。湖北地处长江中游，省内江河湖泊水系发达，水患亦多。不久，他就调到了湖北省水利厅任厅长。1954年夏，湖北迎来了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洪灾，汉口首先告急，水利厅长迎来大考!

武汉三镇，武昌和汉阳都是古城，汉口因处汉水与长江的交汇处，地势低洼，原本就是一片沼泽地，一遇大雨，即成水乡泽国。直到近代，才发展成一座重要商埠和轻工城市。由于先天的地势低洼，所以，常遭水患。1931年的大水，就使整个城市浸泡在了水中，纵横的街道船只往来穿梭。而此次的洪峰，已远胜前次。五十九岁的陶述曾，又一次临危受命，担任了武汉市防汛指挥部的总工程师。当时江上的洪流，已远远高过堤内的大马路。一不小心，江水从下水道倒灌进街，把马路上的生铁盖掀起老高，江水还在暴涨，水压增高，堤段出现渗漏……诸如此类的问题，都要及时采取得力措施，有效排除，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所以，陶述曾没日没夜，常常亲自上堤查看。雨下得越大，越是危险的地段，他越要前往，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就地解决。一次，他乘吉普车在江堤巡行，一不小心，车子侧翻到了江里。幸亏堤上人多，才把他和司机从浸水的车里拖了出来。

经过百日奋战，终使汉口平安度汛。

陶述曾解放前在国民政府的军、政部门前后供职28年，始终没有加入国民党或其他党派。解放后，因工作需要，1951年，组织上动员他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为湖北民革创始人之一，担任湖北民革三届的主委和民革中央常委。同时，在政府历任湖北省交通厅、水利厅厅长，湖北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省人大副主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科协副主席。无论何职，他总是勤勤恳恳，尽心竭力，像做工程一样，把工作做得卓有成效。

大佬佬陶述曾192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土木建筑系，毕生从事交通及水利工程建设，经历北洋、国民政府和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一生设计、主持或审批的大小工程，不胜枚举。可是要说他经手的诸多工程中，哪个是最具艺术价值?最使他称心得意之作呢?细细一想，似乎一个都算不上。抗日战争期间，参与建设湘桂铁路、滇缅公路、滇缅铁路，他做了48个机场，有的是为旧机场扩建跑道，有的是让废弃机场重新恢复功能;即使是新建的，也是个简易机场。他修的公路和铁路也一样，多是为抗战服务的“急救章”。抗战胜利后，有过一次建造得意之作的机会，即设计和修建广州港。他不仅精心制作了《计划书》，还做出了漂亮精致的模型，但仅此而已。不过，令陶述曾感到欣慰的是，他参与修建的京汉铁路、湘桂铁路的某一地段，以及他在西南边陲修的公路，还有花园口的堵口复堤工程，直到今日，仍在发挥作用，造福人民。

大佬佬四岁发蒙，写得一笔好字，是位极有功力的书法家。他一生做的大小工程无数，当任副省长后，仍分管农林水利，审批过很多工程，但他为人谦逊，惜墨如金。据笔者所知，他挥毫题字的事，仅有两次：一次是解放后，武汉市人民政府主持重修黄鹤楼，该楼东南西北的四面门楼上，各置一匾，经组织决定，请陶述曾为北面匾牌题写了“北斗平临”四字;另一次则是为家乡村学题过校名。

大佬佬一生对身外之物看得极淡。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号召向前线捐献飞机大炮，他倾囊捐出了几乎自己全部的积蓄和家当。他担任副省长后，为便于安全保卫，省政府要求他搬到张家湾十号居住，他便立下字据，将长湖南村二号唯一私宅无偿捐给了国家。1993年1月19日，大佬佬以97岁高龄在武昌病逝，一直不离其左右的长孙陶震舅舅遵嘱随即就搬出了副省长的“官邸”，交房于政府。真真应了《红楼梦》里的那句：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大佬佬陶述曾算得上当代中国江河治本的权威，他对江汉平原、黄河中下游流域人民的福祉与生存，以及攸关中华民族永续生命的水利大政，具有极高的影响力。他的一生，犹如中共致送的挽联：

从黄河到长江越万里创治水功业直追大禹，由晚清至现代历百年为祖国人民奉献无私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恰逢大佬佬陶述曾诞辰120周年。谨以此文纪念这位一生兢兢业业从事工程技术、淡薄名利、廉洁奉公、“为民生立命”的民革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