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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耿德星的一生，是一部传奇，是一本巨著。当年父亲在世的时候，偶尔浏览了几行。现在书籍成灰，永远也没办法知道父亲当年的内心世界了。只是有一件事很欣慰，父亲当年付出深情的东西，也正是我现在越来越深爱的。

从战争中活下来是一个意外

早在年轻的时候，父亲已经以身许国，投身行伍，随时准备用生命报效国家。但他没想到，自己能从一个旧式军校的毕业生，成长为一位将军;更没想到，经历无数次残酷的战斗，能从枪林弹雨中幸存下来。1933年，父亲担任国民党29军(原为冯玉祥西北军压缩改编而成)中校营长，与日寇正面交战多次。日本军队不仅装备精良，而且十分凶残。父亲的战友们大都在战争中先后牺牲了。父亲晚年经常提起这样的情景：29军以必死的信念将日军阻挡在长城喜峰口一线，为组织大刀队夜袭日军，向出征的战士们发放最后的薪水壮行。士兵们慷慨陈辞，我们把命都交给国家了，要钱有什么用?战士们毅然踏过满地的银元走上不归路……

1937年9月，父亲担任上校团长，在河北大成县王口镇、子牙河等地据险抵挡日军机械化装备的两个联队，浴血奋战十昼夜，直杀得尸横遍野。敌寇的炮弹落在他的掩体前，掀起的泥土将他掩埋，所幸的是颗未炸的哑弹，才得以生还。为此，同年10月10日的《中央日报》通报嘉奖，并发布了父亲晋升为少将团长的消息。为保卫国家，父亲这一代军人真正做到了视死如归。牺牲之大，让人无法想象。以29军为基干的原西北军100个团，抗战后只剩下8个团。父亲亲眼看着那么多的好兄弟前赴后继战死沙场。他的上司师长赵登禹将军和副军长佟麟阁将军于1937年战争初期就战死沙场，为国捐躯。两年后，军长宋哲元将军忧愤而死。4年后，已经升任集团军总司令的张自忠将军亲临第一线指挥作战不幸战死，成为二战中同盟国军队战死的最高军衔的将领。曾经的首长和兄弟纷纷从视线中消失了。父亲原本是做好了心理准备，要在抵抗外敌的战争中为国家牺牲的，就象他的那些战友们一样。从那样的战争中幸存下来，是一件概率很小的事件。此后，父亲认为自己生命的价值，就在于怀念自己的战友，以及服务于战友们为之献身的国家。

父亲于1948年率部起义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庆祝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之际，父亲写了《赵登禹将军与喜峰口大捷》一文，原稿现存北京革命历史博物馆作为纪念展品。

劫后余生都交给了民革

父亲自1956年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高级步兵学校转业到镇江市商业局工作。由于他的特殊经历，不久被调到民革镇江市委会机关工作。从到民革机关起，他把自己的命运和民革市委会的工作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直到1986年离休。那时除了每周6天的忙碌还不够，每逢星期天也不休息，还要蹬上自行车，去拜访民革的老党员、老领导、社会进步人士和无党派人士，有时还带上我一起去。听他们谈民革工作，当时的我觉得一点也不好玩，但是他们的敬业精神，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从1980年起，父亲担任了民革驻会副主委的工作，那时他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了，1980年代的民革处在十年动乱结束不久、百废待兴之时，由于文化大革命，民主党派的工作基本限于瘫痪状态。而民革的具体工作，主要是由驻会副主委带领机关同志去操作。我那时已渐渐懂事，已知道他工作的难度。他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民革恢复的工作之中。由于政治迫害，人们对“国民党”3个字噤若寒蝉，对民主党派避之唯恐不及。我记得自己看到民革专用信封落款处，印着“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字样时，又害怕又新奇。那时民革党员只有寥寥数十人，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对“民革”毫无概念。父亲就在这样的不被外人理解的岗位上，为壮大民革队伍和扩大民革影响，默默地、不懈地努力。当时，7个民主党派及工商联的工作人员，挤在一间破旧的老式民房小楼里办公。那狭小昏暗的木制楼梯，踩上去嘎吱作响。扶手一抓，摇摇欲坠。然而，就在那样的环境中，老一辈民革市委会机关的同志们怀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报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坚持不懈地努力工作，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了民革的正常工作，发展吸收了一批新党员，民革的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轨，得到了市委、市政府、市政协、市委统战部的肯定和好评，也得到了民革江苏省委会及民革中央的肯定和好评。

最让我难忘的是，民革主委与副主委之间，民革党员同志之间，相处十分融洽，联系十分密切。他们相互尊重，相互信赖，相互支持。机关的工作人员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了民革的发展，坚决贯彻执行与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十六字方针，也为了不忘孙中山先生的教导：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他们精诚团结，共同撑起民革这片天。他们把民革的工作当成理想来追求，当成事业来实现，从不考虑个人私利。当他们看到民革党员有困难，需要民革组织出面，他们会毫不犹豫、想方设法为他们排忧解难;当他们经过多次奔波劳累，为民革党员的政治平反，政策落实，待遇恢复，会感到无比的欣慰;当他们看到民革党员做出了一些成绩，取得了一些成就，他们会大力赞赏，大力宣传，引以为傲。这一切都是他们对民革党员发自内心的关怀。民革举办活动时，对岁数大需要照顾的党员都格外关照，避免发生意外，他们真是把民革党员当成家人一样爱护。他们的行为、品德得到了党员的敬重和爱戴。父亲戎马半生，又从事党务工作多年，直到79岁才离休，离开了工作30多年的民革机关，从未为己向组织上提过要求，逝世后未留下一分钱，只有他的敦敦教导音犹在耳：“戎马半生无所能，唯以诚待人。”回想起来，父亲他们这一代人，毫无私心杂念，像玻璃一样透明。如果把他的一生言行归纳、提炼出来，用一个“诚”字表达最准确。在我父亲去世时，我曾亲题挽联一幅：两袖清风无憾事，光明磊落在人间，横批是高风亮节。我父亲的一生当之无愧这18个字。

时隔多年，虽然洪维新、丁国民以及我的父亲耿德星等民革老领导已离我们而去，有些老领导已退休在家。但他们为党员办的事，曾经的付出，让人们还时常提起并永远记得他们。

两代人与民革斩不断的情与缘

我记得在洪老任民革主委时，由于我父亲年事已高，他经常亲自登门拜访，与父亲商谈民革之事，征求父亲的意见。当时我尚未参加民革，洪老多次对我说：“小五啊(我在家排行老五)，不是每个人都符合条件加入民革，你是年轻的女干部，有文凭有职称有职务，符合条件，应该加入民革，也是用实际行动支持你父亲的工作，不要让耿老失望啊!”他是用实际行动支持驻会副主委的工作，他和父亲配合工作多年，成了无话不谈的老朋友，不止一次对我说过：“耿老是个极正派、极耿直的好人，你要向他多多学习。”这种政治上的关心，不是每个人能得到的。在洪老的教育下，怀着对父亲的尊重，我在1986年加入了民革。参加民革多年来，我也感受到民革的关心、组织的温暖。现在想起来，我加入了民革，也是实现了父亲的一个愿望。父亲对民革的深情，父亲与民革的缘分，就可以通过我延续下去。为此，我很感激洪老，也十分尊敬这位和蔼可亲的老人。刘承主委在我父亲去世后，每次看到我，都会关切地问一声：“老妈妈可好?”这句话问候了13年，直到母亲去世。我感到，这每一次问候，都是代表民革组织对父亲的一次怀念，都在表明，我的父亲、我的家庭，以及我本人与民革有着永远割不断的情分。

从我个人的经历中，我能够感到，虽然民革市委会委员、领导班子换了一届又一届，但民革的优良传统及老领导的优秀品德却得以传承，他们的工作作风得到了很好地体现。当年在尢敦立和孙英华即将换届离任时，为了民革的明天，他们千方百计挖来了时任镇江医学院副院长的宋余庆，担任民革的主委。在尹乃强驻会副主委换届离任时，民革选出了年轻的沈红亮同志为驻会副主委，其目的不光是能担起工作的担子，也是让民革更加年轻化，更符合民革发展的要求。5年来的实践证明，民革市委会没有让民革党员们失望，民革机关的同志们，兢兢业业，不辞劳苦，开拓进取，紧跟时代，将内刊《镇江民革》办得有声有色，民革的网站图文并茂，民革的活动生机勃勃，方法多样。民革的事业红红火火，方兴未艾。我真切地希望，民革的事业更上一层楼，民革的明天更美好，民革的前景更广阔，民革天空的太阳更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