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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作为民主革命，成功推翻了满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的新纪元，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在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中，全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所发挥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他们不仅是革命的宣传者，而且是革命的组织者和资产阶级革命政治纲领的提出者，在20世纪中国第一次历史巨变的辛亥革命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地处西南地区的重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在推动重庆以致四川的革命斗争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怀着救亡图存的目的而留学东瀛和欧美，创办发行宣传刊物，积极宣传革命思想;策划组建革命团体，聚集革命人士;发起保路运动，点燃革命导火线;促成建立蜀军政府，宣布重庆独立等等，为埋葬满清王朝和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重庆近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在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各个阶级都曾努力探索过中国的出路，但不管是洋务运动，还是太平天国运动和戊戌维新运动，都没有改变中国的命运。到二十世纪初期，随着清政府统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统治阶层中的部分上层人物如张之洞等认识到培养“新政”人才的重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兴办新式学堂和出洋留学的热潮，在这种情况下，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空前扩大，成为了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

重庆的第一个新式学堂，是1892年由川东道黎庶昌创办的“川东洋务学堂”，到1911年，重庆共有丰盛(1901年)、正蒙公塾等小学二十四所，重庆府中学堂(1904年)等中学四所，还有就是一些专门学校，如实验工学团(1904年)、女工讲习所、科学预备学堂(1905年)、巴县师范传习所、川东师范学校(1906年)、实业学堂、公立法政专门学堂、私立树坤女学校(1906年)、体育学校等各类学校四十五所[1]。这些新式学堂除了教授传统的中国经学外，还大量教授西方的政治、历史、自然科学，成为了传播西学的重要的场所。据统计，1907年，四川省共有各类学校7775所，学生人数高达242000多人，居于全国首位[2]。这些新式学堂培养了大批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另一方面，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以第一代留学生容闳、黄威、颜永京等为代表的爱国志士将目光投向西方，拉开了中国留学运动的序幕。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泱泱中华帝国被小小日本击败，这一结局就如一声惊雷，振聋发聩，令人深思。当时的国人不得不对日本刮目相看，人们不断的反思，为什么同样是向西方学习，昔日小国日本如今为什么变得如此强大?中国的出路在何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日本“师夷”的成功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可以学习的榜样，也增强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信心。中华民族危机极为严重，拯救中华成为一个突出的和急迫的头等大事，也成为了有志青年出国留学的主要动力。同时也由于文化、地理等因素，当时大多数国人将目光投向日本就成为了很自然的事情。对此，张之洞说得很明白：“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费省，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观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3]另外，清政府面对帝国主义列强对华瓜分危机的强烈刺激，为了搞“新政”，自甲午中日战争后，被迫派出大量的官费留日学生，并鼓励青年学子自费出国留学。在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中国的部分仁人志士放下了“天朝大国”的尊严，东渡日本学习，掀起了20世纪初期留学日本的热潮。

1901年，四川首次选派官费留日学生，重庆籍的就有陈崇功、胡景伊、龚秉权等，著名的重庆籍资产阶级革命家邹容在得到同学杨庶堪(沧白)、朱必谦等人的支持下，也在这一年自费留学日本[4]。1905年到1906年间，全国留日学生达到8000余人，当时四川成为派遣留学生最多的省份之一，重庆籍的就有童宪章、李肇甫、淡春谷、刘可经、许行怿、曾果能、冉献琛、曾福慧等。此外，还有部分重庆籍学生留学欧美，远赴英、德、法、奥、俄等国，但数量比留日学生要少得多。这些重庆籍的留学生在留学期间，不但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而且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宣传，将民主共和作为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主要手段。他们后来大都成为中国同盟会的成员和骨干，回国后，发动了一系列旨在推翻满清王朝的革命运动，他们跟随孙中山积极投身辛亥革命，为推翻清朝腐败政权而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可见，重庆近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产生的主要途径是新式学堂和留学教育。清政府举办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的初衷是维护封建统治，但结果却事与愿违，在这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除了极少数效忠于清王朝外，绝大多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为了清王朝的革命者，他们在宣传资产阶级新思想，传播西方先进文化等方面不仅是先驱者，而且还是推翻清王朝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二、重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的革命活动

重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在整个辛亥革命中所作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传播革命思想。

1、邹容和他的《革命军》。邹容，原名绍陶，又名桂文，字蔚丹，留学日本时改名为邹容。中国近代著名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写下革命篇章的重庆人。四川省巴县(今重庆巴南区渔洞)人。6岁入私塾，12岁学《四书》、《五经》、《史记》、《汉书》及名家传记。其父要他科举高中，他却讨厌经学的陈腐，鄙弃八股功名，喜读《天演论》、《时务报》等新学书刊，心向维新变革的新思潮，常“非尧舜，薄周礼，无所避”。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他随兄应巴县童子试，题旨皆《四书》、《五经》，他遂罢考而去，遭父笞责而志不改。当得知谭嗣同等六君子变法遇难的消息，他悲愤不已，作诗曰：“赫赫谭君故，湘湖士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以表达了他的惋惜与变革志向。后入重庆经学院读书，仍关心国家大事，立志救国救民，常侃侃议论政事，以致被除名。

1901年夏天，他到成都参加官费留学日本的考试，被录取。临行前，当局以其平时思想激进，取消了他官费留学日本的资格。在至交好友杨沧白等支持下，他冲破重重阻力，自费东渡日本，进入东京同文书院补习日语，大量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与文化，革命倾向日趋显露，并结识了一些革命志士，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爱国活动。他刚毅勇为，常争先讲演，陈述已见，为切齿于满清统治的暗弱腐败，向往中华民族的新生崛起。其辞犀利悲壮，鲜与伦比，为公认的革命分子。

邹容写作《革命军》，署名为“革命军中马前卒”。章炳麟为之作序。该书约两万字，分为七章，其中以“绪论”、“革命之原因”、“结为忘年交，互以倡言革命相激励。他发起组织中国学生同盟会，积极参加拒俄爱国运动;奋笔疾书，完成《革命军》革命独立之大义”为全书重点。邹容以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为指导思想，阐述了反对封建专制、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要性，指出了“革命”乃对上下古今、宗教、道德、政治、学术，以及日常事物存善去恶、存美去丑、存良善而除腐败的过程，故赞美曰：“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他还从满清王朝官制的腐败、刑审、官吏的贪酷，对知识分子、对农民、对海外华工、对商人、对士兵的政策及对外的一系列政策，揭露了满清政府对国人的压迫和屠戮，分析了革命爆发的必然性。明确宣布革命独立之大义在于：“永脱满洲之羁绊，尽复所失之权利，而介于地球强国之间”，“全我天赋平等自由之位置”，“保我独立之大权”，即推翻满清封建专制王朝，建立“中华共和国”!1903年五月，《革命军》在上海出版，《苏报》发表章炳麟的文章，广为介绍，称赞《革命军》是震撼社会的雷霆之声!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理论经历了孙中山提出——邹容发展——同盟会政纲确立的发展轨迹，这是邹容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重大贡献。

邹容于1903年5月被捕入狱， 1905年4月3日病逝上海租界狱中，年仅20岁。1912年2月，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签命令，追赠邹容为“大将军”。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题诗赞曰：“少年壮志扫胡尘，叱咤风云‘革命军’。号角一声惊睡梦，英雄四起挽沉沦。”为纪念邹容，在出生地重庆和就义地上海都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邹容路。

2、公强会及其革命宣传活动。1903年，杨庶堪、梅际郇联合重庆进步青年，在重庆秘密组织了四川近代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公强会。杨庶堪(1881——1942)，字沧白，巴县人，曾经入日本领事馆学习英语及其西学，思想积极进步，是一个在新式教育背景下成长起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支持邹容到日本留学，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在不断的革命斗争中，团结朱之洪、朱蕴章、童宪章、董鸿诗、董鸿词、陈崇功等骨干力量，逐渐成为了重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的革命领导人。公强会以“寻求富国强兵之道为标志，以启迪民智为作用”[5],“树立革命思想”[6]。公强会会员主要是重庆工商业中的青壮年和知识分子，最先有吴俊英、朱之洪、朱蕴章、童宪章、董鸿诗、董鸿词、陈崇功、李时俊、胡树楠、江潘等人，其中大部分为留日学生。他们常常会盟于重庆五福宫桂香阁，暗中传阅介绍国内各种新书报，谈论光复大计。在邹容的《革命军》出版后，公强会加紧宣传资产阶级新思想，倡言革命，使革命排满的思想深入人心，在重庆逐渐形成了以公强会会员为核心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公强会还大力向青年学生灌输革命思想。朱蕴章、童宪章、陈崇功等人设立了正蒙公塾，引导学生广泛阅读新书杂志，树立革命思想。这些人成为了重庆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的骨干力量。一时间，“正蒙公塾诸生皆革命党”。公强会还编辑出版《广益丛报》，转载《民报》文章，介绍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广益丛报》在四川第一次将三民主义公诸报端，在传播资产阶级新思想和介绍国内外形势，推动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3、卞小吾的革命宣传活动。卞小吾是江津人，早年受过革命教育，与杨庶堪和朱之洪是至交好友，深受二人影响。1904年2月，最早秘密将《革命军》、《警世钟》、《苏报案纪事》等革命宣传读物带回重庆。他倾心革命，变卖家产，与杨庶堪和朱之洪共同进行革命宣传，同年九月，卞小吾创办的四川第一家日报——《重庆日报》在重庆方家什字麦加院创刊发行。《重庆日报》倡导男女平等，宣传家庭革命论，经常揭露官吏贪残行为，卞小吾经常亲自撰写社论，揭露时弊。重庆知府鄂芳恨之入骨，《重庆日报》成为重庆革命宣传的主要阵地。1905年二月，卞小吾创办“东文学堂”，“其特色在注重精神教育，一洗奴隶腐败之风。凡来学者，无论学年久暂，皆必使确知国民之责任，完其个人只资格而后已。”“东文学堂”的资产阶级革命办学倾向，被称为“渝中独一无二之学堂”,“入学者，已纷纷不一其人”。[7]在卞小吾的大力推动下，“渝中知己，沪上党人，音书往来，密图组织，势渐膨胀。”[8]“不数月，革命事业大有一日千里之势。”[9]

(二)组建同盟会重庆支部，广泛开展革命活动。

公强会的组建以及一系列的革命宣传活动，推动了重庆革命形势的发展，也为同盟会重庆支部的建立准备了条件。1905年7月14日，在同盟会成立大会举行之前，由孙中山亲自主盟，重庆公强会会员童宪章、陈崇功等留日学生，在日本东京加入同盟会。这年底，他们遵照孙中山的指示，携带同盟会章程、公约、誓词等回到重庆，发展会员，建立组织。公强会推举杨庶堪、朱之洪等重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首应盟约，改组公强会为同盟会重庆支部。由于1907年同盟会四川分会组织的成都起义泄密失败，同盟会在成都再难以开展活动，重庆同盟会支部遂成为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推进四川革命运动的中心。

重庆同盟会支部的大多数会员多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多在学堂任教。重庆同盟会支部成立以后，首先从学堂入手，以教职员工和学生为主要对象，积极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和组织发展工作，逐渐控制了重庆教育界，使之成为领导和宣传革命的阵地，培养出了一大批革命志士。

1906年，川籍同盟会员雷铁崖等人在日本创办《鹃声》杂志，重庆的李肇甫等是该刊的主要撰稿人之一。《鹃声》杂志用通俗的白话文揭露中华民族深重的民族危机和满清政府的卖国罪行，宣传爱国必须首先要进行革命等思想，“主张排满最激烈”[10]。《鹃声》遭到清政府查禁后，1907年下半年，留日学生以《鹃声》为基础，由吴玉章主持，创办《四川》杂志。《四川》杂志以四川人民的代言人为己任，以四川的历史与现实为依据，激励四川人民的革命精神，在四川境内秘密发行。《四川》杂志鲜明的反帝反清思想，通俗流畅的文字，受到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

1907年，重庆同盟会支部负责人杨庶堪到叙永的永宁中学任教，积极向学生宣传革命思想，发展了张颐、杨伯谦、王野若、罗税伯、刘经文、黄述等大批同盟会会员，同时广交朋友，进行革命活动，使叙永成为了川南的革命基地，为四川的革命运动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在1907年11月和1908年3月两次四川同盟会起义失败后，杨庶堪等重庆同盟会会员没有在重庆盲目发动起义，这是一个明智的策略，保存了重庆同盟会的实力。

1909年志1910年间，杨庶堪等重庆同盟会会员陆续聚集重庆，进一步掌握了重庆的教育机关，使之成为了组织和发动起义的基地。杨庶堪任重庆府中学堂监督，张培爵任学监，梅际郇任夔府中学堂监督，负责下川东的同盟会会员工作，等等，同盟会支部完全控制了重庆教育界。

重庆同盟会支部在留日学生的基础上，联合重庆的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发展了大量会员，广泛开展革命宣传活动，为辛亥革命时期川东地区的保路运动、武装起义和独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组织领导重庆保路运动，开展武装斗争。

四川保路运动兴起后，重庆立即响应，1911年6月28日成立重庆保路同志协会，随即，在同盟会重庆支部的推动下，荣昌、大足、铜梁、江津、长寿等县的保路同志协会纷纷成立，出现了“同志会日张大，演说者集万众，哗动一时”[11]的局面。同盟会重庆支部掌握了重庆保路运动的领导权，决定以保路为手段进行排满革命。1911年9月7日“成都血案”发生后，保路运动转变为由同盟会领导的保路同志军起义，同盟会重庆支部负责人杨庶堪、张培爵立即通知川东各州县革命党人齐集重庆，密谋起义。重庆支部还通过会员加入防军以及平时与袍哥的关系，控制了部分防军、商团、民团，将川东道卫队的枪械收藏，并组织同盟会员敢死队和袍哥起义队伍。为分散清军力量，保证重庆革命成功，同盟会重庆支部又派人去川东、川南各地发动各州县起义。与此同时，重庆同盟会支部内部也为起义作了认真准备。武昌起义后，各地纷纷独立，革命形势大好，重庆革命条件更趋成熟。

(四)促成建立蜀军政府，宣布重庆独立。

1911年11月5日，驻守成都龙泉驿的230名新军，在军官、同盟会员夏之时的策动下宣布起义。夏被推举为总司令，率军东下，直趋重庆。夏之时军的到来，加强了重庆革命党人的信心。他们派朱之洪等前往迎接夏之时军，并在已经倒向革命的水警巡防军的协助下，让夏之时军控制浮图关，扼住了重庆的西大门。11月22日上午8时，同盟会重庆支部负责人杨庶堪、张培爵等出动同盟会支部控制的各种武装力量，遍布城区，防止暴乱。同时召集全城官、绅、商、学各界代表300余人在朝天观开会，宣布“重庆独立”，川东道员朱有基弃印逃走，重庆知府钮传善、巴县知县段崇嘉被迫到会，缴印投降，之后二人被剪去发辫，游街示众。全城民众挂出“汉”字白旗，欢呼重庆光复。下午5时，夏之时军入城，高举“中华民国”、“复汉灭满”大旗，驻扎行台衙门。当天重庆革命党人通电全国，宣布重庆独立。11月23日，重庆蜀军政府正式成立，标志着清朝政府在重庆统治的覆灭。由张培爵、夏之时分任正副都督，杨庶堪、朱之洪等重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任顾问的重庆蜀军政府，是一个同盟会员占绝对优势，力图贯彻同盟会政治纲领的革命政府，是领有川东、川南57州县的全省性的革命政权。当重庆宣布独立时，成都还在赵尔丰控制之下，直到11月27日才宣布独立，建立了大汉四川军政府。12月8日，成都发生兵变，尹昌衡出而平乱，重组四川军政府，尹昌衡任军政府都督。于此，四川出现了两个军政府对峙的局面。后经双方协商，决定两军政府合并，成立“中华民国四川都督府”，重庆则建镇抚府。1912年3月11日，尹昌衡、张培爵分任四川都督府正、副都督，罗纶任四川军事参议院议长，夏之时任重庆镇抚府总长。至此，成渝两军政府合并，四川统一。4月1日，重庆镇抚府成立，重庆蜀军政府撤销，重庆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三、结语

重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积极推动辛亥革命的爆发，在辛亥革命时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与其他省份的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群体相比较，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第一，重庆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群体的实践活动非常积极。邹容的《革命军》是那一个时期最具震撼力的作品，杨庶堪等人的革命活动带动了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参加辛亥革命，等等，他们都是辛亥革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不可或缺的人物。第二，重庆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群体的革命实践活动贯穿了整个辛亥革命。重庆籍的留日学生在留学期间积极参与革命宣传，抨击腐败的满清政府，唤醒民众的革命意识。回国后与本地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一起共同组建革命团体，继续宣传革命思想，发展革命群众，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在引起辛亥革命导火索的保路运动中，积极筹划，正确应对，聚集了大量的革命力量。在革命到来之时，及时配合整个革命运动，使重庆成为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地区，影响了全国其他省份的革命进程。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12]

综上所述，重庆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与辛亥革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日本学者实藤惠秀曾经写道：“在中国的革命实践行动中，没有一次没有留日学生参加的。”[13]的确如此，重庆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留学期间，他们就结为团体，不断地想宣传革命理论，壮大革命组织，回国后与重庆知识是分子结为有机整体，著书立说，举办革命宣传刊物，鼓吹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建立健全革命组织，积极参与保路运动，点燃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线。总之，无论从事革命宣传还是革命实践斗争，重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辛亥革命整个过程中，无论在思想上、组织上，还是在军事上，都发挥了重大作用，为辛亥革命的爆发以及推翻清王朝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注释：

[1]周勇《辛亥革命重庆纪事》[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6。

[2]《光绪三十三年京外学务一览表》，转引王笛《清末新政与近代学堂的兴起》，近代史研究[J]，1987(3)。

[3]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4]何一民《邹容留学日本时间考》[J]，重庆社会科学,1985(4)。

[5]向楚等《蜀军政府成立前后》，见《重庆蜀军政府资料选编》第27、28页。

[6]向楚《杨庶堪传》，《国史馆刊》第一号，1984年9月。

[7]《广益丛报》，光绪三十一年，第二期，纪事十三。

[8]《江津县志》之《卞小吾事略》。

[9]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列传，《卞烈士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0。

[10]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8。

[11]向楚等，《蜀军政府成立前后》，见《重庆蜀军政府资料选编》第8页。

[12] 隗瀛涛 李有明 李润苍，四川近代史[M]，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

[13](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M]，谭汝谦、林启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

(作者：胡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