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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四郡设置与丝绸之路繁荣

来源:  时间:2015-04-10
《汉书·西域书》载:“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说的正是所谓的汉通西域道,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作为中国最早与西方之间政治交往、商品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陆路通道,不仅是最古老、最辉煌的人类“文化运河”,也是一条最长最壮观的中西交流交往的交通和商业线路。由于其开始主要以丝绸贸易为媒介,所以,在19世纪70年代,著名德国学者李希霍劳首先提出了“丝绸之路”这个名词。实际上,中国丝绸早在公元前5世纪至前4世纪就已经传入到世界各地。在西汉以前,中原通西域的道路已初步形成。从考古和文献记载来看,内地与西域经济文化的交流早在殷周时代就已经开始。但是,丝绸之路的畅通与繁荣,则是西汉政府在河西设置了酒泉、张掖、武威、敦煌四郡以后的事情。西汉时期,汉朝两次派谴张骞出使西域,与中亚各国建立了政治关系,促进了这条丝绸大通衢的畅通和发展。与此同时,汉武帝几次派霍去病西征匈奴,建置河西四郡,开发河西,对丝绸之路畅通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此后经历隋唐至元代开通亚欧大陆桥,丝绸之路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沟通了亚、欧、非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为人类文明和进步建立了辉煌的功绩。

河西四郡建置背景

河西位于甘肃西部,处于青藏高原与内蒙古高原之间,自古就是中西交通要道。这条东西长千余里,南北宽不到百里的狭长走廊,不仅在交通上更是在军事上占有重要地位。公元前3世纪末,河西为月氏、乌孙游牧之地。《汉书·西域传》说这两个部族都是“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的游牧民族。在秦汉之际,月氏、乌孙所占有的河西,经济文化还是相对落后的,后来月氏赶走了乌孙占据了河西。到了汉初,匈奴势力强大起来,月氏又被匈奴迫走,匈奴控制了河西,并迁徙浑邪、休屠、折兰、卢胡等七八个王部到河西。据《汉书·地理志》当时河西“地广民稀,山川林泽,群不可垦”。匈奴控制了河西后,并以此为基地,继续发展畜牧业经济,这样河西变成了匈奴重要的生产基地和沟通西域、控制青海羌族的据点,从战略上对西汉王朝形成西、北两面包围逼近态势,对汉都长安构成严重威胁。

秦末汉初,匈奴乘中原农民起义蜂起推翻了秦王朝的统治,并在楚汉相争无暇北顾之机发动了掠夺战争。匈奴在东面灭了东胡,西边驱逐了大月氏并征服了楼兰、乌孙等部,南面并吞了楼烦、白羊,重新占领了河南地(今内蒙伊克昭盟),北面打败了浑窳、丁零部落。匈奴疆域扩大到东起辽河、西至天山,南接长城,北达贝尔加湖。拥有骑兵四十万,匈奴势力空前强大。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匈奴南下侵汉,汉高祖刘邦亲率三十二万大军迎战,在今山西沁县西南击败叛军韩王信,又在晋阳击败韩、匈联军。随后挥师北上,准备一举歼灭匈奴,消除外族忧患。结果却被匈奴三十万精骑围困在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因粮饷不济,人困马乏,最后以公主下嫁匈奴单于,奉送大量金钱锦帛,以划界而治的屈辱和约使匈奴撤军。此后,汉政府对匈奴一直采取委曲求全的方针。汉惠帝时,仍以宗室女作为公主嫁给冒顿单于,冒顿单于不但不谢恩,反而寄书信给高后,言辞傲慢,并不断派兵侵扰汉朝边境,当时汉朝内部政局不稳,刘邦夫人吕后掌权后,内讧横生,对匈奴的侵扰无可奈何,只好以好言、财物安抚,以图暂时太平。到了汉文帝初年,文帝采纳贾谊、晁错建议,开始进行筹边防御行动,以求国富民强、边防巩固。匈奴为达到破坏汉筹边之策的目的,从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五月开始,匈奴大举入侵汉境,侵扰之举不止。汉文帝愤恨匈奴毁约犯边,决定发兵御击。在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及文帝后六年(公元前158年)先后采取了三次军事行动。汉朝这三次军事行动虽然都是因匈奴单于撕毁和亲条约,并不断入侵汉境,掠夺边民人畜,威胁汉都长安而引发,但汉朝还是因战略指挥不力和缺乏精兵良将,使三次御击都陷入疲于奔命的困境,无获而归。公元前162年文帝派使赴匈奴屈辱和亲,同时答应每年向匈奴进贡大量的金钱和绸帛,相互约定边境吏民互不侵犯。

自西汉初年以来,汉政府对匈奴一直沿袭着消极防御的政策,除在沿长城边界线驻兵防守外,采取“和亲”和“岁奉匈奴絮缯酒食物”的办法,希图以此作为匈奴贵族不再发动骚扰的条件。但这个消极防御的政策,并没有换来边境的安宁。汉王朝所管辖的农业区,经常受到长城以北和长城以西的匈奴和西羌的骚扰,尤其是匈奴的骚扰,他们杀伤边境居民,抢劫财物,破坏农业生产,并虏掠边境居民作奴隶。随着汉武帝刘彻时期西汉王朝经过数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恢复,国力强大。尤其是有了一支强大的骑兵,并涌现出了卫青、霍去病等优秀将领,汉武帝改变了自继位以来一直沿袭的前代政策,开始变消极防御为主动出击,汉武帝抛弃了对匈奴的和亲防御策略,着手对匈奴进行军事上的反击和进攻。

河西四郡建置经过

西汉初年,汉朝与匈奴的管辖区都是以长城为界的。长城以外是匈奴的游牧区,长城以内是中原的农业区。在战国时期,秦、赵、燕都建有长城,在秦国并吞六国后,秦国相继连接了原来秦、赵、燕三国的长城,东起辽东,西至临洮(今甘肃岷县)。这时的东段长城以北,主要是匈奴、丁零和东胡的游牧区,西段长城以西,主要是月氏、乌孙和羌人的游牧区。到了西汉初期,在匈奴强大的压力下,月氏的大部分和乌孙相继被迫西迁,匈奴开始控制了河西,并对汉境的农业区进行入侵,面对无力抗击匈奴骚扰,西汉政府始终采取“和亲”赂金和防御对策。到了汉武帝时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于对匈奴采取的消极防御方针,汉武帝感到对匈奴贵族“金帛文绣赂之甚厚,单于待命加缦侵盗不已”,消极的防御,并没有换来边境的安宁,匈奴发动的杀伤掳掠人口、抢劫财物、破坏农业生产的骚扰,仍然连绵不断。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决定采取主动出击之策。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汉武帝停止了和亲政策,遂于匈奴的军事冲突进入了反击。

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得知月氏欲报匈奴之仇。为寻求月氏共同抗击匈奴,武帝派遣张骞率百余人出使西域。张骞等出陇西经河西时,不幸被匈奴捕捉,稽留十年。后来乘机逃出,越葱岭,经大夏、康居,到达月氏,意欲联合大月氏,由于此时大月氏已在大夏建国,不愿再东返故里与匈奴为敌,联合大月氏的目的没有达到。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进军漠北。匈奴向西溃退,并依靠阿尔泰山以南诸国之力继续与汉军对抗。从“彻底断匈奴右臂”上考虑,张骞向汉武帝建议二次通使西域,联络乌孙共击匈奴。武帝采纳了张骞的建议,任命张骞为中郎将,率部三百多人,携带金币丝帛巨万,牛羊万头向西域进发。二次出使,西汉逐渐完成了联合乌孙和天山以南的诸农业国共同抗击匈奴的目的,同时削弱了匈奴的势力,开始建立汉与天山南北以及中亚诸国的友好关系。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匈奴骑兵万余入侵上谷(今河北怀来东南),杀数百人而去。汉武帝命令霍去病为骠骑将军,率骑兵万余从陇西(今甘肃临洮东北)出发横度黄河,在皋兰下(今甘肃皋兰境内)与匈奴军短兵相接,匈奴骑兵大部被歼。于是,霍去病率军长驱追击,在武威境内击溃休屠王并侵获相国、都尉等上层人士。然后过焉支山(今山丹胭脂山),斩匈奴折兰王及卢侯王,在张掖败浑邪王并俘虏其王子。经此战,汉军自敦煌凯旋,入匈奴境千余里,打破匈奴。同年夏,霍去病第二次西征,越居延泽(今内蒙古居延海),功至祁连山,擒获匈奴部众上层一百多人,俘虏二千五百余人,歼三万余人,同时打通河西走廊,使河西匈奴贵族损失惨重。也正是这年秋天,匈奴贵族内部发生分裂,浑邪王杀休屠王率部四万降汉,汉政府把他们安置在河套地区,建立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个属国。按照《汉书·张骞传》所载,从此“金城、河西并祁连山至罗布泊空无匈奴。”汉武帝遂在河西移民屯田、列亭,障设烽燧,置都尉,驻戌卒,逐步设立郡县,主要建置了河西四郡,全面加强对河西的统治。

有关河西四郡,即酒泉、张掖、武威、敦煌设置的时间,由于《汉书·武帝本纪》和《汉书·地理志》记载有所不同,所以,历来也少有定论。《汉书·武帝本纪》说,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浑邪王降,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分置张掖、敦煌郡。《汉书·地理志》又讲,公元前104年,西汉政府设置酒泉郡与张掖郡,前101年设武威郡,前88年设敦煌郡。同一部书,帝纪和地志记载不一,这就使河西四郡的建置年代成了一个长期以来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至今仍然争议不断,众说纷纭。但从《史记·大宛列传》看,张骞出使西域事和《匈奴传》载浑邪王子降汉事,证明酒泉建郡不在元狩二年,而在元鼎二年,即公元前115年设置。比较帝志与地志,我们结合《史记·大宛列传》和《赵国充传》分析,河西四郡的建置,经历了武、昭、宣三帝,历时五十多年,总的方面反映出西汉政府经营河西之艰难。汉朝虽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河西四郡的设置在中国历史上却产生了重大的意义和影响,河西四郡的设置以及对河西的开发,确实对丝绸之路贸易走廊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

对丝绸之路繁荣产生的影响

河西四郡设置以及对河西地区的开发,打开通往西域的交通,对贸易走廊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河西四郡设置后,汉政府就开始大规模的向新拓展的河西地区徙民。据《汉书·西域传》元狩二年“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汉书·武帝纪》元鼎六年秋“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充实之”。几次移民为开发河西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使武、昭、宣帝时期河西四郡的人口从28万余人增加到50余万人,这些移民都就成为了开发河西的主力军。西汉通过屯垦戍边和移民开垦政策,推动在河西实行的屯田开垦,使河西落后的游牧区迅速发展成了农业区。河西四郡建置以后,汉朝将秦长城从令居(今甘肃永登县)延伸到了阳关、玉门,其烽燧深入到轮台,用以防御匈奴,这条长城的南面,就是汉朝移民屯垦的农业区,隔断了匈奴与西羌的联系,主导和加强了汉朝同乌孙与天山以南诸农业国的联盟。在完成“断匈奴右臂”削弱匈奴势力以及达到“隔绝羌胡”的同时,扩大了我国一大片农业区与两大片游牧区在经济文化上的联系。

所以,汉把河西由游牧区改造成为农业区,其作用不仅把中原与天山以南的老农业区连接了起来,进而还把中亚、西亚的农业区也联系了起来,促成并畅通了丝绸之路最为重要的通道。使这条由长安出发,经过河西四郡,到达新疆,再继续西行,前往印度、波斯、希腊和罗马等国的丝绸之路自此畅通。因为,相比游牧区,丝绸之路通过农业区的道路相对安全,在固定的农业区有驿站、旅店、城镇等设施,商贾往来食宿容易解决,在旅途中所需用品的补充也比较方便,而且在农业区人口密集,形成有较多较大的城镇,沿途还有可作补充的物资进行贸易,这都为丝路贸易畅通与繁荣创造了条件。当然,从一定程度上讲,河西四郡的设置及西汉对河西的开发对贸易走廊的形成在人力及物力上的确提供了保障,对以后丝绸之路繁荣发展产生了影响。

河西四郡设置对丝绸之路繁荣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最为主要的是在扩大了汉朝对西域的政治经济影响,促进了新疆统一于汉朝的同时,促成了此后丝绸之路畅通和繁荣发展。河西四郡设立后,使大片的农业区连接起来了,出现了新兴的农业区,汉加强了与西域各部族的政治经济关系,促进了官方与民间商业贸易发展,推动了河西四郡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以及新疆的于阗、疏勒、龟兹、高昌这些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镇的繁荣与发展。丝绸之路的畅通在成就了这些城镇在对外贸易上的重要地位的同时,发展了河西地区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同时,后经历代发展还创造了高度发展的封建文化,都对丝绸之路繁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因为,河西地区的经济发展和贸易走廊的形成,不仅密切了汉与西域的关系,促进了汉对西域的统一,而且还促进了中西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当时西域派遣使者来汉朝纳贡者络绎不绝,这些在史书中也多有记载。《汉书·武帝纪》更是记载“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渠犁六国使使来献”。这些来汉朝纳贡的使者,其中一些人还留在了河西,成为汉与西域联系的纽带和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中介。

自从汉朝设置河西四郡和统一新疆之后,在中国与西方各国的经济大化交流加强的同时,中国的丝织品、冶金、铸造技术、穿井术等生产技术以及茶叶、容器、漆器和中药材、排萧等乐器传到了西方各国,从新疆或通过新疆,西方的良种马以及棉花、胡桃、苜蓿、胡菜、菠菜、葡萄等多种农业植物传到了中原,西方的音乐、舞蹈、杂技以及箜篌、四弦曲颈琵琶筹多种乐器传入内地,西方宗教以及伊斯兰教的传入,在进一步丰富中原人民的生活的同时,促进了民族团结和共同进步。

总之,河西四郡的建置以及贸易走廊的畅通,不仅对巩固西汉对边疆地区的统治,促进中国与西方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丰富中国与西方各国的经济文化生活,特别是对丝绸之路繁荣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此后经历隋唐时期道路运输贸易范围扩大,丝绸之路达到鼎盛景况,后又经历代发展至元代开通亚欧大陆桥,丝绸之路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沟通了亚、欧、非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为人类文明和进步建立了辉煌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