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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民革前辈讲故事之一：

本期民革前辈：李筱菊，女，广西苍梧人，1929年9月出生。毕业于燕京大学(现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历任中山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助教、讲师，广州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讲师、副教授、系副主任、教授、博士副导师、博士导师，是我国最早一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高级知识分子。几十年来，她投身外语教学及改革工作，所编写的英语教材，设计的高考入学考试、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水平考试及出国人员考试为我国广泛采用，编写的“中国学生交际英语课程(CECL)”12本被英国文化委员会专家称之为“中国唯一可以走向世界的教材”。其父亲为民革创始人李济深。

接待和保护民主人士

1929年，父亲被蒋介石软禁在南京汤山，关了两年多。那时是吴稚晖叫父亲去见蒋介石的，但大家都没想到蒋介石会囚禁父亲，吴稚晖很生气，所以几个与之要好的老朋友都去与父亲陪“坐”，以示对蒋的抗议。外面的家人时刻想着怎样营救父亲，可他自己在牢里却淡定从容，下棋和练字，书法长进不少。父亲说，多亏蒋介石关了他这么久，他的字就是那时练出来的。

释放后，蒋介石专门在重庆为父亲留了官位，想让他去重庆赴任，而父亲不去，推说要回老家省亲，结果回了桂林。其实蒋介石是不想父亲离他太远，他说父亲不可靠，想拉他回重庆，就近监视。

在桂林，父亲经常做的工作就是接待和保护民主人士和中共党员。那时候，他在桂林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上班，我们小孩经常到办公厅玩。有一次说是来了一个女共产党，我们很好奇，就偷偷躲在门外，就是想看看共产党长什么样。当时，父亲有不少共产党的朋友，也救了很多共产党人，比如廖承志、郑振铎等。朋友们有困难也都来找他，他帮忙送到内地和后方。如大批文化人徐悲鸿、欧阳山、李铁夫等就是顺着西江，从香港、广东到桂林，再到重庆的。当时抗战，学校停课，我们家的小孩子很多时候就是在家里开班，让住在我们家里的文化人给我们上课。这些老师很多都是中国当时著名的大文豪，比如梁漱溟等。中国第一个油画家李铁夫是个独行侠，他在我们家住了很久，他教我们如何欣赏油画、西方美术史等，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

后来桂林失守，父亲还是不愿去重庆，而是回到梧州乡下，在那组织游击队抗日并与内地和前线的中共等抗日力量保持联系。记得当时乡下我们家里就有一台发报机，父亲和周恩来以及海外等就是通过这台发报机联系的。我的二哥李沛金英语较好就当翻译。比如罗斯福去世、日本人投降的消息就是从这里知道的。我们当时还把日本人投降的消息抄出来贴到外面去给大家知道。

在日本投降前，我们在乡下还救了两个外籍飞行员，一个是美国的，一个是英国皇家空军的。他俩都是在广西上空与日本军队交战时，被日军打下的。当地百姓发现他们，看到他们举着“助中国抗战”的白布，但听不懂他们说什么，就把他们送到我家。父亲通过二哥了解清楚情况后，帮助把他们装扮成中国人送回他们的部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哥哥李沛金在美国还专门找到了他们中的一位，与他合照留念，并刊登在沛金二哥写的回忆录里。

筹建民革

民革成立时，我们一家子都住在香港。当时我们在香港的住所有四层，一到四楼都有开会的地方。宋庆龄来过，何香凝更是经常来，因为她就住在我们家附近。共产党人中，经常见面的就是乔冠华和龚澎夫妇了，几乎天天都来见父亲。父亲知道他们是共产党。父亲与他们关系很好，与共产党的关系也是公开的，香港当时的政界都知道，李济深是那边(共产党)的人，所以父亲在外活动会有一定的危险。

那时候我19岁，已经高中毕业了，因为内战没能上大学，就跟着乔冠华的夫人龚澎学英语，她给我看很多书和报纸。我现在的英语全靠龚澎老师打的基础，她也跟我父亲夸我说“李妹妹的英文很厉害”。父亲可能还真的想考考我英语，就把当时筹备成立民革的英文文件拿给我看。因为要对外宣传，所以民革筹备时的文件，比如纲领，都有中、英文两种版本。父亲看我能看懂，还真的把不少英语文件的校对修改任务交给我去完成了。

此外，我还为大人们做过一些别的工作。为了民革和新中国的成立，父亲做了大量的策反工作。这需要写很多信让人带到内地。民革有几个人是专职做这项工作的。信是用毛笔在绸布上写成后塞入棉袄带走，而缝线工作就是我做的，当然开始时得到我母亲在一旁给予的指导。为了民革的成立，父亲还把桂林的房子卖了换取资金，一部分用于办《文汇报》、和楼栖等人办达德学院;一部分资金交给龙飞群到湖南开矿。因为有人捐了一个煤矿给民革。想赚多些钱支援民革工作，但最后却亏了。

平民化的父亲

成立民革后，父亲在中共的安排下从香港坐船经大连去北京参加政协会议，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就在北京安家。父亲是很平民化的一个人，在北京依然不改本色。警卫说他有时太平民了，令他们很难做。比如解放后刚进北平城，父亲和几个老朋友自己跑出去进城游玩逛集市，笑称“几个矮仔入城，不知天高地厚”。后来还反映到周恩来总理那里。周总理提醒父亲要注意安全，父亲还总感到不习惯。

父亲办事公私分明。有一次我们在北戴河，父亲的司机要开车去山海关。因为是空车去的，司机就让我们小孩坐上去。但回来后，却遭到父亲的一通训话，说我们公车私用，“虽然是空车，人多了也费汽油”。后来我们再也不敢坐父亲的车了。

父亲爱打桥牌，也爱下围棋，解放初中国围棋社的成立应该与他极力推动有很大的关系。父亲还为佛教的复兴费心尽力。他曾经救了南华寺的虚云大师，帮助虚云大师在北京疗伤，送虚云大师的徒弟佛源回南方重建寺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