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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梧县大坡镇沙尾村，是周泽甫将军的故乡。

周泽甫，名周霈藩，1901年生，是李济深大夫人周月卿的侄儿。他六岁入私塾蒙馆，然后进中馆，十三、四岁时到梧州读书，后考入梧州一所新式学校。学业结束后，回乡帮父亲周兆栋教私塾。

1921年10月，因为与李济深的关系，他随李济深(时任粤军第一师参谋长，1923年后任师长)到肇庆第一师担任文书，1924年5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步兵科学生四队，1925年2月，他以东征军第二团排长的身份参加东征。1925年7月，李济深由总参谋长改任第四军军长，他随李济深在军部工作。1925年10月，他随军参加二次东征，10月14日攻克陈炯明老巢惠州城后，兵分三路，随李济深率领的第二路军攻打紫金，英勇善战，11月初，东征军彻底消灭了陈炯明的势力。12月，他参加了消灭反动军阀邓本殷，收复海南岛的南征，由第四军军部少校股长升任国民政府参谋部(李济深为参谋总长)中校参谋。1938年3月，他出任重庆军训部上校附员，进入陆军大学学习。1940年6月，在重庆军训部任少将参谋。1941年7月，在柳州四战区长官部，任少将高级参谋，靖西指挥所参谋长。在桂柳会战前，他回到家乡，在李济深指示下，创办了大坡中山中学，并任校长，期间参加家乡南区抗日自治委员会，任职军事处，与日伪作斗争，维持社会治安，清剿土匪。1946年4月，调任南京军委少将参议。

1947年春夏之交，李济深在香港筹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即民革)，周泽甫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途经广州、香港，到了上海李筱梅(李济深的大女儿)处，名义上是为李筱梅看管房子(当时李筱梅夫妇到美国治病)，实际上是受李济深派遣到上海、南京联络有关人员筹建民革和筹集经费。他每天带着妻子出去，把两个孩子留在家里，每天早出晚归筹集款项，孩子的午餐则由旅馆服务员送到房间。这些反蒋活动，都是在蒋介石眼皮底下进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一次，周泽甫夫妇在南京刚筹到一笔款，从一位民主人士家里出来，就被特务盯上了。曾担任孙中山的卫队长的张猛回忆说：“1947年在南京街上，正巧碰上周泽甫夫妇被蒋特盯梢，我好不容易才掩护他们摆脱跟踪，并护送他们上了火车离去，真惊险。”

1948年元旦，民革在香港正式成立，周泽甫带着妻子和孩子回到香港，直到1959年李济深去世，一直担任李济深秘书。担任秘书的10多年来，一直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每天从早到晚，处理民革成员来信及各种工作联系的信件，通过电话处理民革各种事务，传达李济深指示。此外，周泽甫还负责管理李济深家庭财务，实际兼任管家，把李家几十口人及其亲戚的大小事务管理得井井有条，有一次故乡有亲戚来信，托他在北京买一条单车链，他也不嫌麻烦，专程上街把链条买回来，让妻子缝个布袋装好寄回去。周泽甫细心周到地管理，让李济深没有后顾之忧，能够全身心地投入民革的各项工作和处理国家大事。

1974年，原解放军广州警备区司令兼参谋长杜民峰被诬为叛徒而被打倒批斗，后来，杜民峰的儿子陪父亲到北京上访要求平反。那种年代很多人都是不敢接待一个“叛徒”的，但当杜的儿子找到周泽甫时，他请杜民峰父子在家吃饭，并亲自送他们到解放军总参谋部找老战友。多年以后，杜民峰对周泽甫的忠厚热情，仍赞不绝口。

在国民党国防部任参谋次长的吴石中将和他的重要助手——革命党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保仓中将在蒋介石败退台湾时，作为中共“密使一号”前往台湾潜伏下来。周泽甫任少将高参兼靖西指挥部参谋长时，陈保仓是四战区的中将参谋长，因此，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老朋友，周泽甫对于“密使一号”的情况是有所了解的。但是，周泽甫始终对此事一直缄口不提。后来，由于当时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被捕叛变，吴石、陈保仓等人被捕枪杀。1973年，在毛泽东主持下，吴石、陈宝仓等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后，周泽甫才和家人说起此事，并公开和陈宝仓的女儿来往。可见，周泽甫是一个能保守组织秘密，原则性非常强的人。

周泽甫将军亲身参加了北伐、南征、抗日战争和新中国的建设，他把积蓄全部寄回家乡置地盖房子，当家乡解放时，在李济深的影响下，他带头把周家全部房产地产都捐赠给了政府。1962年，周泽甫在民革北京市委员会联系工作委员会担任副主任，1966年5月退休，多年来一直是民革中央团结委员，1979年任民革中央候补委员，1980年复职全国政协文史专员，1981年12月在北京逝世。周泽甫病逝后，原李济深秘书郑卓人写诗悼念周泽甫同志：“半世论交久，者番共事长。薄书相鞅掌，风雨话联床。梦断苍梧外，神伤白塔旁。哀号破涕笑，身后被荣光。”这是对周泽甫的一生的公允评价。(潘贤洪 黎全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