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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青主，今天可能知者寥寥，但若说起《大江东去》、《我住长江头》等歌曲，则只要有华人的地方皆能传唱。

青主(1893-1959)原名廖尚果，广东惠阳人。辛亥革命时，青主曾参加潮州战役。1912年赴德学习军事，后改学法律，业余学习钢琴和作曲理论。1922年回国后，曾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大革命失败后，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辗转逃往香港等地。1929年到上海国立音专任教授，1934年后停止了音乐方面的活动。解放后，主要从事德文教育，并翻译介绍了一些音乐美学著作。青主和李济深的交往，过去并无专门的研究文章，特多方搜集史料以成文，记下这两位名人之间的交往。

广东陆军小学堂学习

在维新思潮影响下，清政府开始在全国各省设立陆军小学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练兵处会同兵部奏拟《陆军小学堂章程》，宗旨为“一切教育，以忠君爱国为本原，德育、体育为基址，振尚武之精神，汰叫嚣之陋习”，学制三年。所谓“小学堂”，意为初级，实质上是培养陆军军官的专业学校;广东的陆军小学堂选址在黄埔，即为“老黄埔”，而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孙中山在黄埔创立的陆军军官学校则为俗称的“新黄埔”。李济深即是“老黄埔”最早的学生之一，毕业后任连长邓铿(字仲元)属下新型特种排的排长，两年后被派往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青主在17岁时入“老黄埔”学习，他的老师邓铿、同窗好友邓演达在民国史上均有一定地位。1920年李济深南下广州，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军政府，任粤军第一师参谋长。1922年，第一师师长邓铿被刺身亡后，兼任代理师长。

邓演达和青主是同乡，二人终身亲密无间、无话不谈。邓才华出众，在陆军小学堂历次考试中总能名列第一。老师邓铿是追随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会员，经常注意学生思想动态。他激赏青主的才气，鼓励青主用功读书，他颇有狂生味道，居然回答：“考第一，有邓演达，不用我廖尚果了。”有空的时候，青主醉心于诗词歌赋，以至于邓铿常开玩笑说，“廖尚果，你又做‘念奴娇’了?”不过青主的文学才华却在此时初露锋芒，满怀忧国忧民的激情，写下如《埃及古国记》等借古讽今的文章。

不论在辛亥革命还是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中，都活跃着原陆军小学堂的学生们。校友们以曾在该校第几期学习过来互相论交排辈，如青主和邓演达是第四期，张发奎、余汉谋等大都是师弟，李济深则资历最早。

李济深一救青主

辛亥革命成功后，新政府委派革命青年出国深造，青主选择去德国研习军事。在德期间，为抗议八国联军侵华时德国将中国天文台的仪器搬到德国，他义愤填膺地写信给德皇威廉二世。威廉命令官员接见了青主并解释此事已经解决，原物已经归还中国。青主在德国与德国女子华丽丝成婚，但他从来没有过终身定居国外的想法。1922年他回国，曾在陈炯明的司令部当秘书。陈炯明曾在陆军小学校教过青主，辛亥革命期间也是广州方面负责人之一，对自己的学生青主很关心，夜间查房还曾为他盖过被子。1923年春，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的司法部长徐谦推荐青主任大理院推事(审判官)，概因青主在德国取得了法学博士学位。后来侦查长提出，青主曾在陈炯明司令部做过事，而陈当时已经反叛革命，并炮打总统府。于是青主主动离职去香港闲居。1925年10月国民党完成广东省的统一，青主也前往广州，由邓演达推荐在新黄埔校长办公室任少校秘书。邓演达深知青主仅由于以往和陈炯明的历史关系而短期在陈的总司令部谋职，但绝无反对孙中山之意，故而大力举荐旧友到黄埔军校。

在黄埔，青主与邓演达过从甚密，经常阅读邓演达订阅的第三国际与德国共产党的刊物，在学生眼里是“比共产党还要共产党”。也正是在此期间，他和李济深有了进一步的交往。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起“清党”，广州于15日大开杀戒。据曾在陈炯明部队任职的国民党人何日圃说，逮捕名单中有青主的名字，可事实上他却逃过一劫。因为当时在广州负责行动的李济深出于陆军军官小学的旧情和在黄埔军校时期同事的了解，“刀下留人”，让青主得以死里逃生，去了澳门暂避。后来，上世纪四十年代初青主曾作一首长诗，电报发给李济深祝寿，感激当年救命之恩。

李济深举荐青主

广州起义失败后，青主被当局通缉，只得隐姓埋名投靠萧友梅，也因此从事一段时间创作与翻译工作，许多脍炙人口的艺术歌曲如《大江东去》便是这个时期所作，特别是《我住长江头》这首歌就是他为了寄托对老战友的怀念而创作的，同时也是心头积郁的尽情发泄。后经萧友梅向时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先生进言，取消了通缉令，才又到中德合资的欧亚航空公司任职，衣食无忧。

抗战后，1938年李济深任“敌后委员会”总指挥。他曾草拟了一份任职名单上报，其中担任政治部主任的正是青主，结果蒋介石亲自将名单上青主的名字划去。李济深再次将青主改任另一要职上报，蒋介石再次划去。由此可见，李济深当时的处境艰难，以及蒋介石对青主这个“邓演达死党”一直耿耿于怀。

后来老同学朱家骅在重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任部长，在李济深的同意与支持下，安排青主当了一个挂名“专员”。叶剑英早在广州担任第四军参谋长时就与青主成为好友，当时青主因为邓演达的关系，在第四军任政治部主任。

此时叶剑英恰好在重庆作为国共谈判代表，青主便约旧友一叙。叶力劝青主不要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任职，于是事后青主便向朱家骅请辞。为此李济深不甚理解，批评青主说，“我们正需要在那样的部门有自己的人，你怎么不告诉我就擅自辞职不干了?”可见此时青主与李济深已经有了比较深的交往。

离开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后，余汉谋邀请青主去韶关，并任命其为中将顾问。随着战事发展，韶关也变得危险。青主处于失业状态，李济深提出请他搬到自己的私人产业甲山农场。甲山农场位于桂林近郊甲山，在一望无际的田野上到处都有平地而起的孤山，山峰苍郁、田野翠绿，更兼涓涓细水，景色美不胜收。

青主一家住到那里不仅不用付房租，还可以雇几个人种田种菜。李济深在他掌权的西南行营总数名册中增补上几个有名无实的兵额，由此可轻易在桂林找到几个湖南籍农民来替农场工作。当时柳亚子先生也在桂林郊外闲居，和青主过从甚密，经常有诗作往来，柳亚子十分不满国民党当权者的统治，经常“骂座”。农场由李济深自掏腰包，无所谓盈利，在休息或者躲警报的时候李济深也骑马来甲山农场休闲。李济深还时常邀请青主出游。有一次，李济深邀请青主去八步地区短期访问，当时八步地区专员李新俊对李济深十分敬重，得知青主并无固定职业，当即力邀青主全家来八步，并请他担任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八步位于广西东部贺州附近，当时仅是个镇，但在抗战期间位置重要，专员公署就设在此。

后来民革在香港成立后，为支持《自由报》与《文汇报》的出版，李济深以1万港币卖掉了桂林近郊甲山的农场与房产。

受李济深委派进行策反工作

抗战胜利后，青主在上海同济大学当德文教授。1948年1月1日，李济深等人在香港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举起了反蒋大旗。他很快派了一位姓叶的成员秘密来到香港找青主，委任青主为上海委员会主任。虽然青主已多年未与李济深联系，更没有直接参加民革的创建，但凭借他们经久不变的故交和共同而坚定的政见，他们就能彼此信赖。青主为此感到十分兴奋，当即与叶姓者商议如何进行工作。据青主之子回忆，当年他的主要工作是把当时在中央航空公司任运营组主任的二弟仲爽找来，劝他投向革命，尽量设法保住飞机不飞往香港和台湾，迎接大陆解放。后来青主得知叶姓者在上海竟然找了一些大资本家，说什么给他多少钱就能保证解放军来了以后平安无事等等，他很着急，立即决定赶赴香港向李济深当面汇报。于是他一个人乘飞机经广州去香港，孰料到香港时李济深已经去了解放区的石家庄。尽管不知道李济深的地址，但他知道叶剑英时任北平市长，随即发了一封电报给“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先生收转李济深先生”，果然电报就收到了，李济深当即指示在香港的青主与驻港的新华书店联系，由中共统战部门给他船票来北平相会。经联系，当时在香港负责文化界统战工作的夏衍先生表示他在大革命时期就认识青主这个“多才多艺”的左派，经商定统战部决定把其家属也从上海迁来香港，全家前往北平。

抵达北平后，青主去拜访李济深。李济深对他说，不久就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一切等开完会再说，嘱咐青主耐心等待。一辈子喜欢自由自在的青主过惯了无拘无束的生活，很快通过友人自己租了房子，离开了统战部招待所。后来，青主又去找过李济深多次，也了解到他现在的状况。李济深坦承，共产党对自己很好、很重视，成立人民政府后会给他安排担任重要职务。就在等待中，上海解放了，同济大学来信说得知廖教授已去北平，仍希望他回校执教。他思想剧烈斗争，到底留在北平，还是回上海当教授?最后决定重返上海教书，因为青主认为自己干了一辈子革命，如今蒋介石已经被赶走，大陆已经解放，回上海教书，凭自己真才实学工作。但怎么和李济深说呢?再三商量，由妻子推托说不习惯北方生活。他们一家三人去北京饭店找李济深，表明了回上海的决定。李济深听后说“怎么连几个月也不再等?等开了政治协商会议，我有了职务，肯定可以安排一切。”最终勉强同意青主一家回沪。

李济深二救青主

青主回上海后，最终辗转在复旦大学教书。1952年复旦大学开始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运动中每位教师

都要自我检查，更要向学校党组织写一份自己毕生的履历。他本以为一辈子是左派并积极反蒋，政治上便可以高枕无忧，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梳理到抗战期间在国民党重庆的中央组织部担任专员时，他被难倒了。这可不是一般的批判和交代所能敷衍，仅从表面来看这样的经历和职务就可以算得上“历史反革命”了。事出无奈，他只得修书两封，一封寄给正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李济深，请他证明是他同意自己去担任那个挂名“专员”的，并证明1948年派人来上海委任他从事策反工作等;一封写给叶剑英，请他证明自己在北伐期间的所作所为等。1948—1949年在北平时，青主也从未想到去拜访叶剑英，因为他毕生最怕去拜见当大官的友人;相反，1942—1943年间叶剑英作为共产党代表从延安来重庆，青主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私自邀请叶剑英来自己寓所密谈。

这两位故人果然不负所望。李济深用他独特的字体，方方正正、一丝不苟地写信证明，当年是自己要他去重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担任专员，后来他擅自辞职，自己还曾责备他不应该那样，因为我们正需要自己的人在那样的部门工作。这一证明使青主如释重负。这封信，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他俩之间唯一一次书信交往。青主将李济深和叶剑英的信交给复旦大学外语系党支部，但自己却连一份抄底也没有留。这两封信在此后七年里，让他平安度过了历次政治运动，得以安享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