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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是辛亥革命百周年纪念。中国同盟会组织领导发动的十多次武装起义中，无数的革命志士以鲜血与生命为代价，孕育出宝贵的精神财富——辛亥精神，本文拟从几位革命党人的遗书中，看革命孕育出的辛亥精神的体现。

1905年8月，以兴中会、华兴会为基础，联合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革命团体及其他革命志士，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中国同盟会成立以后，孙中山与黄兴一方面领导革命党人向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展开论战，驳斥改良派数次的“只可立宪，不可革命”的谬说;另一方面相继组织和领导了潮州黄岗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州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州马笃山起义、云南河口起义、广州新军起义、广州黄花岗起义。在广州黄花岗起义前，作为香港起义领导机关统筹部部长的黄兴担任着总指挥，抱着誓死决心，写下绝命书：“本日驰赶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书此以当绝笔”。起义时，他亲率“先锋”敢死队，在枪林弹雨中猛扑两广督署。这十多次起义虽然均遭失败，但却大大激励着全国人民的斗志，为促成武昌起义的胜利和各省光复的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1911年的广州黄花岗起义中，有位革命党人方声洞，在日留学期间，他同在日留学的哥哥方声涛、妹妹方君瑛及其四嫂曾醒一首同时加入同盟会。方声洞还担任了同盟会福建支部部长等职务。在黄花岗起义前夕，方声洞毅然决别妻子王颖、刚满周岁的儿子贤旭，离开日本，同方声涛、方君瑛等兄妹积极投入起义准备工作。起义前方声洞写下了两封绝命书。在给他父亲的信中，一开始就揭露清政府的罪恶，指出：“迄今日外患逼进，瓜分之祸已在目前”，而清政府一日不去，中国一日不免于危亡。“夫男儿在世，不能建功立业以强祖国，使同胞享幸福，虽奋斗而死，亦大乐也”。“儿刻已念(同二十)有六岁矣，对于家庭本有应尽之责任。只以国家不能保，则身家亦不能保，即为身家计，亦不能不死中求生也。儿今日极力驱满，尽国家之责任者，亦即可以保卫身家也。他日革命成功，我家之人，皆为中华新国民，而子孙万世，亦可以长保无虐，则儿虽死，亦瞑目于地下矣”。“旭孙将来长成，乞善导其爱国之精神，以为将来为国报仇也”。方声洞在给他父亲信的字里行间，他把个人和家庭的幸福，完全和国家的前途结合起来，下决心甘愿为此而献身而牺牲。

方声洞牺牲前和王颖结婚刚两年，已有一个孩子。他给其妻子的绝命书叙述着自己的革命抱负：“当吾由东承运军火来港时，已决志捐躯于沙场，为祖国报仇，为四万万同胞谋求幸福，以尽国民之责任”。“刻吾为大义而死，死得其所，亦可以无憾矣”。信的字字句句充满着强烈的革命意志、明确的革命目的。“为大义而死，死得其所”，洋溢着激昂慷慨、视死如归的为大爱求福的勇于献身的精神。

在广州黄花岗起义中，还有一位革命党人林觉民，十四岁时进入福建高等学堂，开始接触民主革命思想推崇西文的“平等”、“自由”学说。1907年他离别爱妻和幼子，东渡日本，自费留学，专习日语。第二年，有一官费留学生跳海而死，他才补缺进入庆应大学文科，学习哲学，兼习英语和德语。当时留日中国学生大多洋溢着强烈的爱国激情，林觉民耳濡目染，也很快投入革命行列。在一次同学们聚首一堂议论国事中，林觉民疾声说：“中国危殆至此，男儿死耳，奈何效新亭对泣耶?吾辈既以壮士身自许，当仗剑而起，解决根本问题，则累卵之危，庶可挽救。嗟乎!凡有血气，宁忍坐视第二次亡国之惨状哉!”大家听了，都很受感动。1911年春，同盟会决定抽调各地精英，在广州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给清朝以致命的打击。林觉民为了参与筹备工作，第一批来到香港。他随即回到家乡福建召集革命同志，因此参加起义的福建同志很多。起义前三天的当晚，他挑灯书写绝笔书，一封给他父亲，另一封给他妻子陈意映。林觉民对父亲的感情很深，父亲也很疼爱他，他八岁时，母亲去世，父亲一手拉扯他成人，在这次绝笔书中他写道：

“不孝儿觉民叩禀父亲大人：

儿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也，大罪乞恕之。”

十九岁那年，他因革命工作需要急赴南洋，来不及向父亲辞行，便寄了一封信，父亲接信后焦急万分，马上赶到厦门，到处寻找。事后林觉民把离家的原因支吾了过去。这一次回家乡召募同志，他也没泄露真实原因，假称陪伴一些日本同学来中国游览。林觉民何尝不知道自己的死会给父亲带来多大的痛苦，但为了拯救灾难深重的祖国，为了更多同胞的幸福，他已顾不得了这些。

在一方白手帕上，他写给妻子的诀别书。

“意映卿卿如晤：

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竞书而欲搁笔，又恐汝不察吾衷，谓吾忍舍汝而死，谓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为汝言之。”

想起妻子的情爱，林觉民怎能不肝肠欲摧!他十九岁与陈意映结婚，虽是奉父命成婚，但夫妇感情甚笃，在日本时，林觉民曾著有一文《原爱》，论男女爱情之真理，被朋友们称赞为“理义公正，才情高绝”。但他深知个人的幸福固然可贵，天下人的幸福尤为重要，为天下人的幸福的牺牲个人之幸福，是高尚的，因此，他告诉妻子说：

“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司马青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也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

接着，林觉民在书信中回顾昔日与妻子花前月下，并肓携手，“何事不语，何情不诉”的甜蜜生活，叙述自己十余日前回家乡时，欲吐真情而不能，“惟日日呼酒买醉”的悲痛心情之后，极力发挥了个人幸福与国家命运休戚相关的思想：“吾诚愿与汝相守以死。第以今日事势观之，天灾可以死，盗贼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辈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到那时使吾眼睁睁看汝死，或使汝眼睁睁看我死，吾能之乎?抑汝能之乎?即可不死，而离散不相见，徒使两地眼成穿而骨化石，试问古来曾见破镱能重圆!则较死为苦也，将奈之何?今日吾与汝幸双健，天下人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

这时林觉民的儿子已有五岁，其妻又有身孕，值此与亲人决别之际，自然不能不想到可爱的孩子。

“吾今死无余憾，国事成不成，自有同志者在，依新已五岁，转眼成人，汝其善抚之，使之肖我。汝腹中之物，吾疑其女也，女必像汝，吾心甚慰;又或是男，则亦教其以父志为志，则我死后，尚有二意洞在也，幸甚!幸甚!”

林觉民挥笔疾书，一直写到第二天破晓，他把信交给一个同志，说：“我死，幸为转达”。

可看出信中，情意绵绵，决死旦旦，为大家舍小家，为大众舍个人，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充分表达了不惜牺牲自己生命，以唤醒国人大无畏之革命精神，且充分展现了他“助天下人爱其所爱”的高尚情操。

1911年4月27日，林觉民带领敢死队的福建战友进了广州城，与林文等人汇合，担任进攻两广总督衙门的任务。林觉民挺身奋战，终因受伤被捕。总督张鸣岐，水师提督李准等人亲自提审，林觉民坐在天堂上侃侃而谈，综论世界大势和各国时事，提审者听得瞠目结舌，便下令去掉镣铐，给以座位，拿来笔墨纸张，让他自己书供。林觉民疾书立尽数纸，定下洋洋数千言“自供状”。写到激烈处，他捶胸顿足，无限悲愤，写完后他又在堂上发表演说，奉劝清朝官吏洗心革面，革除暴政，说只要国家安定自己死也螟目。幕友劝张鸣岐道：“这样的人才，正是国家的元气，大帅可以成全他呀!”张鸣岐凶相毕露地说：“这样好的人才，留给革命党，为虎添翼，那还了得”。主意一定，立即判处死刑。林觉民在狱中粒米不进，就义时俯仰自如，面不改色牺牲时年仅二十五岁。

从上述几位革命党人的遗书中，不难看出他们经过革命烘炉的洗礼和锻炼，孕育出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辛亥精神。革命党人继承了千百年来历史沉积的爱国主义传统。在历史上有无数的爱国爱民的仁人志士。战国时期爱国诗人屈原“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三国时期曹植《白马篇》中“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损驱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唐朝王昌《出塞》“但使用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宋陆游“位卑未敢志忧国、”“国仇未报壮士志，匣中宝剑夜有声”。宋李清照《上枢密韩公，兵部尚书胡公》中“愿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杯土”。宋范中“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明张惶言：“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明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惭将赤手分三席，敢为丹心借一枝”。清初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清林则徐：“苟为国家身许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清秋瑾：“拼得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甲午中日战争清廷惨败，列强瓜分豆剖我国土，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孙中山创立革命团体兴中会，第一个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组织发动多次武装起义，用行动“切扶大厦之将倾”。以上这些忧国忧民的情怀，爱国报效的思想，传承和激励着千千万万的后来者，继之革命孕育出的辛亥精神，体现出不怕牺牲，敢于献身的崇高人格;体现出惟愿牺牲小我，顾全大众的高尚情怀;体现出不为儿女私情，力求大爱和尊严的人生;体现出舍去一已的得失安乐，争得国民的永久幸福;体现出厮守一时的清贫，谋取国家将来的富强。际此辛亥革命百年祭，在复兴我中华伟业的征程中，当弘扬此辛亥精神而忘我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