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首页 > 民革要闻 > 【追忆民革历史 不忘合作初心】朱蕴山｜身怀团结法宝的“智多星”（中） > 

　　联合各方，反蒋抗日

　　朱蕴山长期在家乡安徽从事革命活动，斗争经验丰富，善于沟通协调，懂得把握关键问题。抗日战争期间，他积极参加抗日民主活动，筹划成立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广泛联系各方面人士，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并支持新四军在苏皖一带开辟抗日根据地。

　　1940年3月，汪精卫伪政府成立后，日本加强了政治诱降活动，同时加大了军事压力，对重庆轰炸不断。朱蕴山果断判断此时国内时局危机四伏，首要任务应是团结更多的抗日力量，防止蒋介石投降，提出川、滇、两广等地军政当局应团结起来，与中共联合一致，防止蒋介石独裁统治。

　　适逢蒋介石发表自兼四川省主席后，四川军政各界对蒋抵触很大，在李济深的授意下，朱蕴山先到成都拜会川康绥靖主任邓锡侯，试探邓的态度。邓锡侯对朱蕴山有所了解，猜到其来意，爽快表态：“先生可是为抗日反蒋而来，有必要告诉我，我不会告你的密。”并派警卫保护他的安全。

　　了解邓的态度后，朱蕴山紧接着赴雅安访问时任西康省主席，素有“西康王”之称的刘文辉。因与刘文辉相交不深，他先到西康省驻蓉办事处联系邵石痴请其引荐、斡旋。

　　为了促使刘文辉持久抗日，朱蕴山准确把握住刘的心理，从刘的角度设身处地帮他分析局势。一方面向刘介绍了中共方面的情况，转达李济深等民主人士的看法，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析之以势，鼓之以气，帮助刘坚定联共反蒋决心。另一方面，从文化入手宣传团结抗日思想，加强刘同进步文化人士的联系，引领刘的思想转变。他力主推动筹备成立唯民社，请刘文辉担任社长，兴办《唯民周刊》《华西晚报》等进步刊物，争取学术自由，不仅推动后方民主运动，还解决了进步人士的立足问题。

　　因团结邓、刘二人的工作取得圆满成功，由雅安返回成都后，朱蕴山向张澜介绍了拜访邓锡侯、刘文辉的详细情况，张澜鼓励他再接再厉发挥更大的作用，赴昆明继续做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的工作。

　　朱蕴山不顾路途险阻，绕经贵阳奔赴云南，路险车阻，他想起革命道路的艰难，赋诗《贵阳阻车有感》，并在诗文前的题记中写道：“在蓉会见张澜。他说为西南团结抗日防蒋计，必须注意云南；蒋介石派杜聿明进驻昆明，专事对内，务必与龙云商量对策。我允回渝后，再赴昆明访龙。在中共中央正确指导和帮助下，民主抗日运动得到蓬勃发展。11月中旬路过贵阳，转赴昆明。”这篇题记将他此次赴昆明的目的、任务及相关细节作了交代。

　　对于龙云，朱蕴山有着自己独到的了解。他分析“龙云之在云南，等于阎锡山之在山西。他俩掌握地方大权时间最长”，国民党历届政府都动不了他们。朱蕴山在天津担任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华北办事处主任期间，就曾受中共北方局之托，成功争取阎锡山反蒋抗日，为红军在陕北的生存与发展争取了时间和空间。

　　此次做龙云的工作，他依然做了充足的准备功课，对龙云的个人性格、利益关系、周围环境作了详细分析，选择先从龙云的身边人入手。如他分析的一样，刚到昆明，龙云对他敬而远之。他遂找到同是云南人，对龙云有着深入了解的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顾问杨杰。与杨杰见面时，杨悲观地对朱蕴山说：“你来对龙恐怕找不到办法。龙对我都是敬鬼神而远之，绝口不谈时事。”朱蕴山听后没有气馁，不急不躁，继续深入了解情况，仔细分析龙云的处境。

　　龙云实际的处境并不妙，蒋介石已派杜聿明率军队驻昆，龙与蒋并不是一条心。朱蕴山判断龙可能只是表面上强装镇定，内心还是希望同民主人士以及靠近中共的朋友接触的。于是，朱蕴山做好与龙会谈的充分准备后，采取开门见山的方式，直接给龙云写信，希望他可以挤出时间见面聊一聊。不过两天，龙云即应邀赴约。

　　初一见面，龙云很客气地说失迎，细致地问他住得好不好，婉转地打探此行来意。朱蕴山心里早有准备，向龙详细地介绍了此前与邓锡侯、刘文辉商谈的情况以及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帮助龙分析团结抗日的形势。他翔实的介绍引起了龙云的兴趣，也使龙渐渐地卸下了心理防备，这才主动说出自己其实与李济深、张澜等早有电信往来，很希望早日谈一谈。

　　龙云还说出自己的担忧：“目前抗战局面越搞越糟，蒋介石不去抗日，反派杜聿明军队来昆明驻扎，实际上是来监视我，企图夺取地盘，这样下去是抗不了日的。”

　　这与朱蕴山之前对龙云所处形势的判断不谋而合。朱蕴山果敢出击、切中龙的痛处说道：“蒋介石先安内而后攘外政策根本不变，就是要消灭共产党，但是他也知道一时对付不了共产党。所以在后方首先要消灭杂牌军队，以武力统一大西南，做他小朝廷根据地，宁可投降日本，保存他个人地位。他根本要实行他的反共阴谋。他的脑子里就没有什么国，没有什么人民……我们要求抗日救国，首先就要保全西南抗日根据地，不让蒋介石以武力占据，作他投降的资本。”

　　龙云听后动容，当即表示：“联共抗日、反蒋意见，我完全同意。”还主动询问了民主运动的最新情况，双方聊得十分投机，只可惜时间不够，夜色已深。

　　第一次密谈进行得十分顺利，朱蕴山乘胜追击，约龙云进行第二次会面。此次见面更加私密，只有两人对酌，龙云更加交心地说出了自己的疑问和顾虑：如“川康方面军队情况是什么样”“任潮（即李济深）先生对两广旧部团结怎么样”“民主运动怎么搞法”……朱蕴山逐一进行了解答。他建议“西南实力派对于自己的军队应加强整理训练，扩大团结，尤其要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如果没有共产党合作，抗日也是不可能得到胜利的，西南一隅也可能被蒋吃掉”。龙云听后表示：“任潮先生和十九路军搞国民党民主派反蒋，我一定暗中支持。”

　　会谈后，朱蕴山还介绍中共代表华岗、周新民等与龙云对接，并嘱托龙云对西南联大发动民主抗日运动的教授、学生，特别是对李公朴等人要加以保护。

　　朱蕴山与龙云的会谈，不仅促成了龙云与中共代表的直接联系及其对云南民主抗日活动的保护和支持，而且对西南民主运动的开展、稳定西南局势起了很大作用，推动了西南团结抗日反蒋和民主运动的开展。

　　穿梭联系，参与筹组进步组织

　　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引起了各方民主人士的不满，痛感“非民主团结大局无出路，非加强中间派的组织，无由争取民主团结”，团结起来的呼声日益增强。朱蕴山长期参与革命，斗争经验十分丰富，为人热情、坦率，思路开阔，具有很高的政治威望，责无旁贷地肩负起了秘密筹备的联络工作，他先后参与了民盟、民联、民革的筹备工作。

　　1941年3月，经过朱蕴山的多方努力，联系到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乡村建设派的梁漱溟、国社党的张君劢、青年党的左舜生在重庆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朱蕴山担任中央常委并兼任国内关系委员会副主任。

　　1943年，蒋介石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为适应反蒋斗争的需要，朱蕴山与在重庆的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积极行动起来。他和谭平山、陈铭枢、杨杰、王昆仑、郭春涛等人交换意见，打算用座谈会的形式，把关心时政的国民党民主人士召集起来，以座谈形式，沟通思想，团结民主同志，争取抗战胜利。这个设想得到了中共南方局的大力支持。座谈会举办初期没有名称，也没有固定主持人，座谈的地点是以个人名义借用的公司、银行、商号的办公场所，以及一些条件较好的私人住宅。一般每月举办一两次。

　　经过一段时间的活动，参与座谈的同志认为建立一个国民党民主派政治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在中共南方局的支持下，朱蕴山与谭平山、陈铭枢、杨杰、王昆仑、郭春涛、许宝驹、于振瀛、何公敢、甘祠森共10人建立了筹备小组。

　　1945年10月28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在重庆上清寺特园鲜英住宅正式成立，朱蕴山成为会议选出的中央临时干事会成员，后被推选为中央常务干事。

　　随着形势的发展，李济深、何香凝等人开始筹划建立国民党民主派统一组织。因为朱蕴山具有组织筹备民盟和民联的丰富经验，于是决定请他负责具体筹备工作。其实早在民联成立后不久，朱蕴山和李济深、冯玉祥、张澜、刘文辉等人在重庆就有过详细讨论，准备将民联和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联合成为一个组织，以便集中力量分化国民党反动势力。

　　1946年6月10日，朱蕴山乘飞机离开重庆，先是到达南京，进而随李济深到达上海，加紧联系各方人士，着手国民党民主派统一组织的筹备工作。

　　李济深秘密离开上海到达香港后，发表了《对时局意见》，提出了挽救时局的7点主张，明确了筹建组织的指导思想。朱蕴山紧随其后，也准备由上海前往香港，协助李济深尽快把国民党民主派组织建立起来。但由于形势紧张，朱蕴山只得佯称飞行员家属，秘密乘机抵达香港，由张克明、冯伯恒等人迎接住进陈济棠胞弟陈树渠家。到香港后，他立刻投入到筹备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的工作，拜访已在香港的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等人，与他们交换意见，商讨各项筹备事宜。

　　▲位于重庆特园的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

　　经过多次集议，大家决定以李济深、何香凝的名义，函信约在上海的民联负责人来港，参与筹备工作。那么，谁来负责将密信送到上海呢？

　　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朱蕴山。他先后参加过光复会、同盟会、国民党、共产党、第三党、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民盟、民联等组织，交友广泛，对各方政治人物都很熟悉，为人又豪爽豁达，急公好义，孑然一身，不治家产，一旦遇到重要任务需要进行联系时，总是请他辛苦跑一趟，故此得了一个“神行太保”的雅号。朱蕴山无疑是送信的最佳人选！于是乎信的末尾注明：“详情由蕴兄面报。”

　　当时在香港工作的张克明、冯伯恒等人，都十分担心朱蕴山的安全，纷纷劝他先观察局势，不要贸然前去上海，但朱蕴山一生经历过多次大风大浪，对此毫不畏惧，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立即订购赴沪船票。不料，开船前一天，突然接到上海友人电报，称他若返回上海，一上岸就有被捕的危险，为了同志们的安全，经与李济深、梅龚彬等商量，上海之行最终不得不取消，改为通过其他途径传递信息。

　　在新组织命名过程中，大家意见纷纭，分歧较大。宋庆龄从上海捎回口信给何香凝，建议组织命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但很多同志都嫌弃“国民党”三个字。朱蕴山指出，孙中山当年曾组织过革命委员会，“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民主派与共产党合作，在南昌起义中也曾成立过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因此新组织采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称，正显示了国民党民主派决心继承和发扬孙中山不断进步的革命精神。最终，大家取得一致意见，“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称就这样确定下来。

　　1948年1月1日，民革在香港正式宣告成立。朱蕴山被选为民革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在冯玉祥不在国内时，代理政治委员会主任。

　　民革成立后不久，民革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军事工作大纲》，决定加紧军事和策反工作。善于联系各方人士的“神行太保”朱蕴山，成为民革正式成立后第一个秘密策反小组的成员。

　　朱蕴山以政治委员会代主任的名义起草了《民革军事工作要点》，指出：“除要积极加紧政治工作外，并应积极加紧军事工作，配合友军同时并进，以期缩短战争过程，使蒋介石反动集团提前奔溃。”他提出要吸收以往军事工作的沉痛历史教训，对军事策反对象“务须调查其平时对地方人民有无罪恶，认为可以改过自新，必须有行动保证，方可收容”，还要全面观察，“特别注意中、下级，不可专靠上层拉拢”。

　　1948年底，朱蕴山与李济深一同北上，到达了解放区，才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些故事。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