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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民革历史 不忘合作初心】谭平山｜人民监察制度探索者（上）
来源： 时间：2021-10-12
——民革中央主席 万鄂湘
谭平山（1886-1956），曾用名彦祥、鸣谦、聘三，别号诚齐、诚斋，广东佛山人，民革创始人之一。1949年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兼监察委员会主任等职。民革第一、二届中央常委，第三届中央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49年9月22日，举世瞩目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进入到第二天。在这天的全体会议上，一位精神矍铄、银髯飘洒的老者登上了讲台，向各位代表介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的起草经过和主要内容。他的介绍带有浓重的广东口音，语速不快，但分外铿锵有力。这位老者，就是民联、民革的创建人谭平山。
坚持中山精神，重建中华革命党
谭平山出生于广东高明新元坊一个裁缝家里，他天资聪颖，爱读书，是全家“振发家声”的希望。1917年，他不负众望，考入北京大学。到北京后，谭平山更加如饥似渴地读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成为学生领袖，奋勇投身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
在陈独秀的帮助下，谭平山与陈公博、谭植棠等人一起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组织，自己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谭平山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并深得孙中山的信任，被委任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负责改组的具体工作。他还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谭平山被共产国际代表开除了党籍。次年春天，谭平山回到上海，得知这一消息后就多方寻找党组织，要求复议、恢复党籍，但遭到拒绝。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左派和一部分失去了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纷纷云集上海。他们在茫茫上海滩感到无所适从，政治上找不到出路，生活上也很困难，仿佛一批“无庙坛可归的青年游魂”，不知道今后该怎么办。
谭平山也深深地陷入这种迷茫中。但是之前参与斗争时积累的信念与勇气支撑着他，他力劝大家不要急，慢慢想办法，并由他出面联系各方，共同商讨今后应该怎么办。此间，他与在苏联的邓演达也保持密切的书信往来，两人既是广东同乡，又在广东革命政府和武汉政府时期共事多年，关系密切，也就未来出路进行了商讨。
经过多方探讨，谭平山等人最终决定重新组织起来，依然要坚持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以孙中山建立国民党前曾用过的“中华革命党”成立新组织，在邓演达回国前，由谭平山做总负责人。
国民党当局视邓演达和谭平山如眼中钉，千方百计想拔掉这两枚钉子。邓演达被捕的那一天，因李世璋到谭平山家商量事情，两人没能按时到约定的地点开会，才幸免于难。
团结民主力量，成立民联
1941年1月，蒋介石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谭平山支持中共代表的抗议活动，与中共代表一起拒绝参加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第二届参政会。他对蒋介石政权的幻想完全破灭，充分认识到“蒋介石还是原来的样子没有变”，“最会搞小恩小惠，我不会再上他的当了”。1939年，他的原配夫人杨丽莲不幸因脑溢血病逝，这使他在生活上失去了支撑。而中共党组织却给予了他温暖。周恩来、董必武等人十分关心他，董必武更是经常到谭平山家里做客。
在中共党组织的关怀和帮助下，谭平山经过慎重思考提出重回党组织、到解放区工作的愿望。考虑到他留在国统区斗争比起到延安更能发挥作用，党组织希望他继续留在国民党统治区，争取团结各方抗日民主力量。谭平山欣然接受，并表示：“今后我的行动与党的行动同一步调，党的态度就是我的态度。”
▲1948年谭平山在香港的留影。
为了能为民主斗争作更大的贡献，投入更大规模的斗争，1942年谭平山搬到重庆居住，在此结识了教育界进步人士、原北京市女一中校长孙荪荃，与之结为伉俪，生活上的安定给予了谭平山更大的力量，令他可以全身心地投入民主运动中。
同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决定争取国民党内一部分开明的民主派，形成一股力量，逼蒋继续抗日。谭平山与国民党上层人士及各个方面都有广泛接触，而且在国民党内部有着相当的影响和威信，由他来做此项工作无疑是最为适合的。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的启发和帮助下，谭平山有了自己的想法。他征求甘祠森的意见：“现在抗战处于一个很困难的时期……过去的运动，文化界、青年界比较活跃，政界、教育界、工商界要差些。政界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国民党内也有一些民主进步分子、中间分子，需要有人去团结他们。几个朋友和我谈到这个问题，打算搞一个时事座谈会，你以为如何？”
此事得到甘祠森的热烈响应，随后他通过甘祠森与陈铭枢、杨杰、王昆仑、郭春涛等人联系，着手组织一个经常性的时事座谈会。大家一起商定了座谈会的几条办法：只谈国际国内形势，不谈其他，以免参加的人顾虑；为保证安全，以第一次参加座谈会的人作为基本成员，以后可以由基本成员带人参加；参加座谈会的人以国民党上层人士为主，也邀约教育界、工商界人士，但国民党顽固派和特务不能参加；带人参加的人在政治上对座谈会负责。
就这样，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支持下，谭平山与陈铭枢、杨杰、朱蕴山、王昆仑、郭春涛、许宝驹、于振瀛、何公敢、甘祠森等人于1943年2月发起组织了民主同志座谈会，以座谈国内外时事为名，宣传抗日、团结各种民主力量。座谈会由郭春涛、甘祠森负责具体组织联系工作，每月开会一两次。
作为座谈会发起人的谭平山，因为目标较大，如果常常进出，可能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所以始终没有参加过座谈会。虽然不能亲身参与座谈，但是谭平山与陈铭枢、杨杰等经常联系，时常小范围相约一起讨论，座谈会对于团结与会人士、正确认识抗日战争形势、推动民主运动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8月，参加座谈会的人士认为，建立一个国民党民主派组织，以便团结国民党爱国民主分子参加抗日民主运动的条件已经成熟。经过多次交换意见，决定成立一个筹备小组，因组员有10人，后来通称“十人小组”，谭平山被推举为主要负责人之一。筹备定名过程中，因考虑蒋介石要求“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为避免其打击，最终将组织命名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1945年10月28日，谭平山主持民联第一次全体大会，会议号召“国民党内民主进步的同志团结起来”，要求结束国民党训政，批评国民党的腐败和蒋介石的独裁，建议组成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谭平山等7人当选为中央常务干事，主持民联日常领导工作。
民联正式成立后，有了一个比较可靠的阵地，谭平山的信心更足、积极性更高。他曾对人说：“我现在和蒋介石、国民党一刀两断，绝不参加他们的一切活动。他们如果想迫害我，在重庆待不下去，我可以去解放区。”他一改过去躲在幕后与上层人物联系策划的活动方式，时常公开露面，出席各种会议，猛烈抨击国民党政府的各种罪恶阴谋，拒绝参与国民党的一切活动。这使蒋介石如鲠在喉、又恼又恨，对谭起了杀心。有人悄悄告诉谭平山蒋想干掉他，劝他尽快离开。
1946年2月，李济深来到重庆，准备参加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谭平山向李济深汇报了民联的情况，希望李济深将来能领导民联。李济深表示愿意将自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和民联联合起来。
南下避险，筹备民革
随着抗日战争胜利后形势的变化，大批党、政、军人员流向上海、南京，民联的活动也随之转移。谭平山在重庆主持了最后一次民联中央常务干事会后，民联中央结束了在重庆的工作。
5月28日，谭平山与李济深、冯玉祥等乘民联号轮船从重庆到上海。船上民主人士有900多人，很多民联成员也在这艘船上。为了争取团结更多的民主人士投身到革命斗争中，由冯玉祥出面，在船上发起创办了《民联日报》。谭平山担任总编辑，冯玉祥任社长，每天出一期，《民联日报》成为民联号上旅客每天必读的读物。
到上海后，谭平山同样履行自己要同国民党一刀两断的诺言。他从不到离上海咫尺之遥的南京，拒绝参与国民党的一切活动。为了推动民联人士投入反对蒋介石反动独裁统治、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1947年2月，谭平山在上海主持召开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临时中央干事会议，发布报告揭露道：“这些反动分子根本没有实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根本没有执行国民党的政纲政策……他们只是窃据了一块国民党空招牌。”这使蒋介石大为光火。
6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常会、中政会举行的联席会议上提出了“党团组织合并”和“‘戡乱’总动员”两项政治决策，如果有反对国民党的活动“一律格杀勿论”。此时，蒋介石已经准备对谭平山下手了，杀意已现，上海已经不再安全。再次有人给谭平山传递信息，劝他速速离开上海。与此同时，在香港的李济深、何香凝联名写信，邀请谭平山与柳亚子、郭春涛、陈铭枢等民联的同志到香港，“集中力量，正名领导……共同筹策一切”，他这才离沪赴港。
抵达香港后，《星岛晚报》以《民主“美髯公”谭平山》为题，介绍他的事迹，回顾了他早期在宣传马列主义、组建广东党组织的经历。《华商报》也派记者对他进行采访，而今皓首银鬓，精神矍铄的谭平山纵谈民主极具信心，介绍此次南下任务，是受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央之命，与国民党诸先进筹商国民党民主派的大联合计划。为争取团结更多的国民党民主派人士，他表示：“对任何同志，不存有任何成见，亦不加以任何歧视”，“只要他立下决心，挣脱了反动集团羁绊，实际参加了民主工作、为人民服务，我们也无不欢迎其合作”。他在香港与李济深、何香凝等人共同筹备国民党民主派的联合组织。
1948年元旦，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谭平山被推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他无比激动，挥毫赋诗《迎一九四八年十韵》，用“众志自成城，衰朽愿执鞭”的诗句表达了自己愿为新中国成立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