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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民革历史 不忘合作初心】蔡廷锴｜被誉为“华南和平民主之支柱”的爱国将领（上）
来源： 时间：2021-10-13
——民革中央主席 万鄂湘
蔡廷锴（1892-1968），字贤初，广东罗定人，民革创始人之一。1949年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民革第一、二届中央常委，第三、四届中央副主席；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46年5月下旬，抗日名将、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负责人蔡廷锴收到了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从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驻地发出的来信：
贤初先生惠鉴：
久违教范，驰想时殷。自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以后，举世和平民主之局大体已定，而前途曲折，困难尚多。目前在当局武力统一方针之下，造成东北问题解决之困难，全国内战之危机严重存在，人民权利自由到处遭受极大之摧残。扭转危局，争取和平民主之实现，实为当前之急务。先生以抗日前导而为华南和平民主之支柱，力挽狂澜，举国瞩望。恩来与敝党代表团已于五月三日迁抵南京。奉闻民主促进会之工作，在先生指导下，民主浪潮蓬勃发展，无任欢腾。今日华南反独裁反内战、民主和平之事业，端赖各方一致合作，向所信迈进。想桂粤往日十九路旧友反独裁志士，必能在先生领导下更增团结也。恩来现寓国府路梅园新村17号，尚祈不时赐教，以匡不逮，无任感祷。
专白。祇颂
时绥！
周恩来敬启
五月二十三日
▲《人民政协报》1988年3月4日第一版所载周恩来1946年5月23日写给蔡廷锴的信。
收到周恩来的来信，蔡廷锴百感交集，回想自己曾经有过两次与共产党的接触：第一次是1927年国共两党分道扬镳时，共产党发动了南昌起义，自己本来是在叶挺领导下的一支队伍中，由于认识上的问题，没有选择与共产党一起反对蒋介石，而是把自己队伍里的共产党员礼送离队，自己转向拥蒋的阵营；第二次是1933年福建事变期间，蔡廷锴举起了反蒋的大旗，与当时的中央苏区签订了友好条约，但福建事变很快被蒋介石化解。
抗战胜利后，闲居在家的蔡廷锴得知国民党与共产党的领袖在重庆谈判，他曾对国家的未来与前途寄予美好期望，但没有想到，随之而来的是谈判破裂，导致烽火再起。蔡廷锴亲历了家乡和广州等地吏治的腐败和社会风气的颓废，他决定走上推动国家民主建设事业的道路。周恩来的来信，使蔡廷锴对共产党的政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有心报国，无路效力
蔡廷锴是著名的爱国将领，有着卓越的军事才能，曾经为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取胜立下了汗马功劳。但由于他与陈铭枢、蒋光鼐等人违抗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在“一·二八”事变中奋起抵抗日寇，并参与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而始终得不到重用。全民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曾委任他为上将参议官兼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1940年2月，他率部参加桂南会战，在桂南、粤西一带与敌对峙，时有进退。5月，战事告一段落，二十六集团军奉命改编为粤桂边区总司令部，蔡廷锴任总司令。此后，所有正规部队奉命他调，蔡廷锴成为无兵司令，遂请辞职归乡，经数次力争，才于9月中旬获准。
48岁的蔡廷锴从此以国民党政府上将参议官的身份闲居桂林、香港、罗定等处。闲居后的蔡廷锴除访友应酬外，则以打猎、养鸡、养鸭、种菜等为乐。在当时抗日烽火正浓的年代，满是怀抱报国热情的铁血将领，蔡廷锴免不了有许多失落与惆怅。正如他自己的诗中所言：好花枝上艳，离枝则堪怜。
1941年10月，蔡廷锴奉蒋介石命令去南岳开会。蒋介石在召见时问：“生活如何？看什么书？你想担任什么工作？”蔡廷锴回答：“因体力关系，无能力担任何种工作，此时只有养晦而已。”会议结束后，蔡廷锴返回桂林，继续过着闲居生活。
同年11月，蔡廷锴到贵州、云南游历，于同月底到达重庆，会见了许多老朋友，其中与昔日长官陈铭枢的见面，令他甚感不平。
对这次重庆之行，蔡廷锴有这么一段回忆：
在此留恋十余天，除因事须要面报委座、何部长外，其余各要人都是在宴会场中拜见，惟隔别已数年的旧上官陈铭枢先生，每日都在广东酒家或请食餐，或饮茶，时加指导，确领益不少。但其住南岸，交通不便，至12月11日，在盐务总办缪秋杰处午餐，陈先生亲带我到其家住一夜，彼此谈笑，仍不失当年的亲切。
惟吾人回忆昔年为党国奋斗，虽不敢言有何功勋，陈先生领导吾人出生入死，以良心而论，当有相当劳绩。以退一步而言，吾人在闽因不满当局而起革命，亦为国家民族，只有公敌而无私仇，试问现在京中要人亦有前与当局采对立者，现在彼此均为抗战而团结入京，赞助中枢，何以对彼等则厚，对陈先生则薄，未免过于狭隘偏袒。吾人不在权位之想，关于革命失败，亦毫无追悔，不过不平则鸣，乃人理之常情。
▲广东罗定蔡廷锴故居远眺。
陈铭枢对蔡廷锴有知遇之恩，两人又都是福建事变的重要人物。两人促膝长谈，对抗战以来国民党后方政治黑暗、爱国民主人士难有立足之地、抗战前途未卜等问题颇为忧虑，不胜唏嘘感慨。12月22日，蔡廷锴离渝返桂。
这一次重庆之行，令蔡廷锴对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的不良印象加深，是他后来投身爱国民主运动的重大转折。
《蔡廷锴自传》中有一段记述1941年年末最后一天心情的文字：
但我所感太不痛快，就是敌人仍盘踞我国，土地一日未复，均不能诱动我的心情，但恨有心报国，効力无路耳。
蔡廷锴的家庭生活随着他的辞职也陷入困境，甚至“食饭都发生困难”，在桂林期间，相继接受过原十九路军旧部沈光汉、谭启秀、张炎等人的汇款接济。
1944年春夏，日寇发动豫湘桂战役，长沙、衡阳相继失守，同年7月，日军分三路包围了桂林，蔡廷锴于8月偕全家返罗定故乡避难，被乡人推为十乡临时团队总指挥，领导家乡人民进行抗日活动。
1945年2月底，李济深率舒宗鎏等十几人到罗定游览巡视，为应对抗日战争后期的时局，蔡廷锴与李济深磋商，在适当的时机成立一个组织，以促和平民主真正到来。
4月，蒋介石派人令蔡廷锴前往重庆候训，蔡廷锴考虑到当时环境和自身状况，托彭泽湘带去他给蒋介石的书信，信中陈述了暂时不能奉命去重庆听训的理由，其中提到：“本拟遵命就道，惟目前绕道赴渝，需时40天，而地方秩序欠佳，旅途甚感困难，拟交通稍便，即行首途。”
抗日战争的胜利，让身居故乡的蔡廷锴和家人看到了新的希望，对新生活充满了向往。但是，1945年10月底蔡廷锴偕家人前往省城广州途中，他亲历了沿途地方军政人员的腐败，“罗定城经敌人一度蹂躏，敌退后，乃西江上游交通枢纽，商业繁盛，正当胜利公布后交通恢复，惟县府依然敢公开贪污勒诈，殊属胆大妄为”。
到了广州，蔡廷锴更为失望，他的几处房屋皆破败不堪或被他人占据。
抗日战争的胜利，并没有给广州的社会经济带来繁荣，官吏贪腐成风，社会风气更加败坏，蔡廷锴深以为忧。他说：“目下广州市一隅百物渐涨，谷米较前两月超过2倍以上，倘当局不设法补救，明春夏必有饿殍之虞。”
未完待续······